爱华网系列专题：《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低碳之路》
这份让不少与会代表激动落泪、拥抱庆祝的路线图，最大的成就是把一直游离在全球减排框架之外的“最大一根烟囱”拉入了伙。协议明确规定，UNFCCC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的美国这次妥协了，使它变成了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的全球协议。 为此，其他各方也妥协了。前言内文中没有对工业化国家的减排任务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建议哪些国家应当减排或者减排多少，而是在注释中援引学术著作中的建议减排目标：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2000年减少一半；到2020年，富裕国家必须减排25%~40%。因此，环保主义者对此非常失望，甚至认为它是废纸一张。 尽管“巴厘岛路线图”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协议，但它是一个指导今后气候变化谈判的纲领和计划，是一个表示大家都愿意参加后一阶段谈判的“意向书”，确定了谈判的时间表。为了安慰大家，印尼代表希望人们把眼光放到远方的胡萝卜上：“我们希望这次大会像是约会，大家同意聚到一起，而明年在波兰召开的大会是结婚，后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大会则生出小孩（制订新协议）。”美国代表哈伦?沃森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大会好比初次约会，我们还没有想过在结婚证上签字呢。虽然最终是什么样子尚难预料，但不管怎样，有（路线图）总好过没有。”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开端，“巴厘岛路线图”留给绝大多数人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人们同时预期，这个希望的实现之地，就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2009年12月7—18日，第15届缔约方大会将在那里举行。 一场关于CAP的全球博弈 围绕哥本哈根的一系列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北方国家之间和北南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核心在于如何确定和分配地球村村民们各自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2℃的临界点实际上划定了大自然给我们的排放总量（CAP）与行动边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则确立了这个总量在各国之间分配的基本原则，据此把所有缔约方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并给出了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总量目标。 从原则到行动的距离，就像理想和现实的距离那样似近实远。京都第一承诺期的实际执行效果，迄今并不理想，自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不降反升，没有一个达到了自己在京都承诺的减排目标，各国成绩单如下：澳大利亚增加了28.8％（目标+8％），加拿大增长了21.7％（目标-6％），美国增加了14.4％（目标-7％），日本增加了5.3％（目标-6％），欧盟降低了2.2％（目标-8％）。即使是表现最好的德国和英国，距离自定的减排目标都有不小的差距，最近3年欧洲国家整体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稳定下来。这样一份成绩单，显然并不令人鼓舞。 虽然坐在同一条船上，但各位村民的盘算显然不同。即使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根本原则，大家的理解也各取所需、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看到的是“共同”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强调的则是“有区别”的责任。在北方国家中，美国表现最极端，一直以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义务为由拒绝承担起自己那份责任。为了鼓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京都议定书》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其给予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多年来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尤其在至关重要的技术转让方面更是鲜少行动。 奥巴马上台后，在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奥巴马的善意姿态和明星效应，一下子把各国对美国的敌意化去了大半。随着中国开始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排放大国的趋势，加上中国在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中增长势头不减，各国开始把更多的减排期望和压力，投向了中国。
在历次谈判中，中国和印度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京都原则和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巴厘岛路线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理由有三：现有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排放积累下来的，它们应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中国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很多排放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排放，而且人均排放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目前记到中国名下的排放，很大部分来自跨国公司在华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商品的生产，这实际上属于发达国家排放向中国的转移。为此，发达国家应该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同时把GDP的1%用于扶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