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香港学者郎咸平要把挑战者的姿态坚持到底。在昨日举行的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上，他用犀利的语气质疑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改革只有少数人获益，而大多数人承担了改革成本”。
时隔一年，再次面对北京听众的郎咸平不再只关注国企改革，不到20分钟的演讲时间里，他的批判目标从国企产权改革延伸到教育改革、企业股改，并认为这些尝试都谈不上成功。
这让郎咸平又一次站到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的对立面。
郎咸平的挑战者姿态
自去年以来，在面对国企改革的问题上，香港学者郎咸平一直是挑战者的姿态。
在昨日举行的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上，他继续用犀利的语气质疑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改革只有少数人获益，而大多数人承担了改革成本”。
时隔一年，再次集中面对北京听众的郎咸平不再只是关注国企改革，不到20分钟的演讲时间里，他的批判目标从国企产权改革延伸到教育改革、企业股改，并认为这些改革的尝试都谈不上成功。
去年，这位研究财务学的香港学者从研究广东科龙公司的财务报表开始，提出当时的科龙老总顾雏军贱买国有资产的各种手法，此事随后演变为席卷全国的“郎顾公案”，引发了一场关于国企改革向何处去的全国大讨论。
前不久，随着顾雏军被捕，郎咸平受到更多普通人的信任，在《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中，他和吴敬琏成为中国最值得信任的经济学家。
对峙主流经济学界
不过，这些荣誉的光环让郎咸平昨天的观点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味，他对于一批改革学术观点的否定，使自己与国内主流经济学界完全对立。
对于今年近期的一些改革，郎咸平说，有部门近来公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到最后这一系列改革的结果就是明晰市场化。“简单地认为一个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吗？”他认为，这种思维太过肤浅，由于明晰市场化的结果，我国的一些改革面临严峻的考验。
尤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郎咸平在演讲后再次强调说：“最后什么叫做国企改革，就是我一再告诉各位的，那就是我们的理论，我们家庭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整理，这就是国企改革，到最后利益归于少数人，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种错误的改革误导着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那么，像这种误导的错误思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改进。”
郎咸平虽然批判了一些改革，但和很多唱反调的学者一样，他并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一做法正应了李剑阁等学者的观点：国企改革等问题十分复杂，很多没有参与过的学者动不动就下断论是不妥当的。
郎咸平的观点正属于国内主流经济学界提出需要警惕的一个流派。
一个月前，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经济学术会议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剑阁曾经表示过他的担心。李剑阁当时说，经济学界正在面临1992年以来最大的学术分歧，部分学者对一些行业制度安排不赞成的声音增多，“把因为改革没有完善而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使主流经济学家面临着很大压力”。
没有老板现场叫阵
在昨天民营企业家云集的场合，主张“国进民退”的郎咸平本来是有些处境尴尬的，在去年同样的年会上，他就遭遇到其他演讲嘉宾言辞激烈的集体反驳。可在顾雏军今年被捕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郎咸平在上台演讲前对记者说：“估计今年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果然，在演讲开始后，有不同意见的企业家们只是客气地表达看法，坐在台下静静听讲的“黑马”富豪严介和也说：“就当是奇文共赏吧。”
从郎咸平到丁学良，香港学者已经成功体现了他们在展示学术观点时的大胆风格。郎咸平坚持着一贯的特点，观点新颖，言辞犀利精彩，最容易赢得听众的认同。与郎咸平像商人一样大胆销售自己的批判性观点相反，企业家们则像学者一样小心求证，更像学者著书立说。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老总陈东升温和地表示，现在的各项矛盾已经进入国家统筹调整的范围，并认为如果从来没有参与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一味地批判指责。
此外，郎咸平的另一个观点，“国内的职业经理人缺少信托责任”也并未得到参会企业家的完全认同，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客气地回应说：“在我们的企业，职业经理人都是负责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