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碰撞、争执与改变。在实现“中国梦”的宏大语境下，如何解读每一个现实与梦想的差距，就成了让学者们乃至全体国民为之头疼的命题。2013年，中国在这种彷徨的情绪中度过，然而改变，不可阻止的改变，却已经落在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的身上。 2020年，我就50岁了，居然50岁了！ 小时候写作文时，常提“年过半百的老大爷”，而我，离“老大爷”的门槛，居然只有6年了，果然是光阴似箭。 那时，我的三个女儿，将分别是20岁、16岁和8岁，正好读大学、中学、小学。 我家老三，赶在龙年尾巴上出生，因此，我的2013年，是从尿布和奶瓶开始的。 国籍与奶粉 限于航空公司对孕妇乘机的规定，内人实际上被“滞留”在了国内，老三就只能在国内出生。这令我有机会第一次体验从产床抓起的中国式竞争。为了进入那家我们看中的医院，及争取单间，只好到处托人，这真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拿着孩子的澳大利亚护照，在公安局办理中国签证，又遇到障碍。根据中国法律，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所生的子女，默认为中国公民，且中国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双重国籍——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当局是承认双重国籍的；而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澳大利亚公民在任何地方所生的子女，都默认具有澳大利亚国籍，并且澳大利亚承认双重国籍。我是澳籍，而内人仍是华籍，孩子出生在中国境内，就形成了国籍冲突。 公安局无法在孩子的澳大利亚护照上签发签证，而孩子又未加入中国户籍、申请中国护照，如何出境呢？作为曾经的中国律师及澳大利亚移民律师，我这回也算是老干部碰上了新问题。其实，中国法律早已对此有应对之策：发放“出境许可证”。这是一本外观与护照极其相似的证件，在三个月之内，持证者可以凭此出境、入境一次。其与护照的最大区别，是仅供进出中国边境之用，在海外并没有护照的功能。出了中国国境，孩子就可以用她的澳大利亚护照进出别的国家。申请一本“出境许可证”，仅仅花费了20元，远远低于办理中国签证的费用，如此便利，倒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办理孩子退出中国国籍的手续，比较漫长，必须归口到中国公安部审批，一般流程要1年。我们是在提交申请的11个月左右，拿到了退籍证明，上面印着烫金的中国国徽，十分辉煌。至此，算是办完了孩子出生后的相关手续。 这一年，很大的精力耗费在了孩子的“身份”手续上。其实，更为头疼的，是解决她的奶粉供应问题。 我们在澳洲缺人帮衬，家中老人不愿意移居澳洲，孩子只好随妈妈“寄养”在中国，我则当空中飞人。一开始，我想偷懒，直接从某知名品牌奶粉的中国分公司“天猫”旗舰店上购买奶粉。毕竟曾经带过两个孩子了，对奶粉有相当的经验，一尝就明显感觉口味完全不同于国外原产。电话追问下，对方承认，配方的确与国外原产的不同，理由是中国的奶粉标准与海外不同。这个理由使我更为狐疑，两国奶粉标准不同，那孰高孰低呢？ 自此，我就从澳洲直接采购奶粉。最夸张的一次飞行，是在总共120公斤的托运行李中，带了足足40公斤的奶粉及其他婴儿食品。为了避免在海关遇到麻烦，我备足了各种材料，足以证明这是在合理的自用范围内。更为麻烦的是，澳洲的超市为了应对华人抢购奶粉的狂潮，实行限购，素来不爱求人的我，不得不到处请朋友们帮忙采购，否则自己就得一天奔波多个超市，感受收银员那似乎相当复杂的目光。我在中国的不少朋友，但凡有孩子的，都想尽各种方式，从海外“进口”奶粉，这成了为人父母者所面临的一项艰巨考验。 2020年时的中国孩子，是否仍需选择高价进口、且可能改了配方的进口奶粉？当肉食者们在思考人口红利的宏大命题上，每个小家庭面对的，或许依然是这种更为琐碎的难题。 边疆的周游 自从4年前从商界“退休”以来，我的生活除了周游世界之外，就是研究中国改革史和战略史。南海问题与新疆问题，就是我的战略史研究的重点。2013年的头尾，分别有机会考察了海南与新疆。 去海南考察是在年头，深入到了琼海市的潭门镇，采访那些常年在南沙捕捞的渔民。令我难忘的是，在潭门镇渔民协会简陋的办公室墙上，张挂着巨大的南沙地图及《南沙海域岛礁驻军及部分敌占岛礁情况一览表》，“敌占”这个词，真是久违了。整个南沙，中国驻军仅仅8个岛（含台湾驻军的太平岛），越南则占着27个、菲律宾9个、马来西亚5个。在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渔业是保卫祖国海域最廉价最有效的办法”。渔民协会的负责人告诉我，要维护南沙的主权，必须实现三个“存在”：行政存在、军事存在、渔业存在。 组建了中国渔业航母舰队、进而引发国际广泛关注的海南商人贺建斌，则提出了“从商业上控制该海域”的主张。在访谈中，有着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经验的贺建斌，具体地提出建议，除了面向国内销售南海海域的使用权证之外，还应当发行开发南海的“散居债券”(diaspora bond)，吸引海外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的资本。这种来自商界的建议，比抽象的爱国激情更令其他声索国警惕，一向低调的贺，也因此成为各种外媒“挖掘”的对象。 去新疆，原本计划是在8月份，却正好赶上了非常时期，延后到了10月底。因为我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周，只能在南疆走马观花。同行的几位北京战略学者，只好迁就我的行程，几乎一天换一个城市。体验新疆大好河山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自驾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驱驰而过，大约是我最为难忘的驾车经历了。 南疆之行，以及在京的几次研讨，促使我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巅峰状态，乾隆在军事上底定新疆之后，大搞改革开放，成功地将新疆纳入全国的工商网络及世界贸易网络中，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其间的诸多政策，其出台过程和考量重点，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2020年，无论南下还是西进，对于我们这个民族，都有着攸关生死的作用。此时多下功夫，都已经谈不上“未雨绸缪”了，因为，山雨欲来、风已满楼、时不我待。 在周边局势风云变幻的2013年，中国鹰派大约是另一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的群体。 年中，我有机会受邀参加了一位老将军的八十大寿私人庆典。他曾统率千军万马、亦曾在最高决策层服务多年、甚至在危机四伏的前敌深入观察，海外不少媒体将他称为中国第一代鹰派。与老将军的短暂相处，我总是想起鲁迅的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不能不承认，中国鹰派在这一年也暴露了一个虽不致命却很关键的软肋：虽然他们对网络时代的国防危机足够敏感，并跟上了国际军事的发展态势，如对网战的高度重视，却显然缺乏一套与时俱进的话语符号体系，而不得不借用相对陈旧的术语甚至口号。这些“旧话语”，在承载“新信息”方面，不堪重负，且因为其外在的符号与“左派”实在过于相似，而大大增加了被在线各方用“左右”思路各自解构、并解读的风险。 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内部有多么尖锐的“左右”之争，都需要有超越左右的鹰派，捍卫民族的底线。中国鹰派虽想竭力高飞，却因话语符号体系的陈旧，及长期与鸡鸭一同圈养，而难以发出独特的、清亮的啸声。鸡鸭们因此或许认为天上飞的无非是它们的同类而已。成本更为高昂的另一个潜在后果是：与鸡鸭的长期周旋，是否会造成中国鹰最后难以发展出自己的话语符号体系、甚至影响到自己的行为方式？ 鹰击长空一声啸，从话语符号、思维方式到行为模式，全面超越鸡鸭间的“左右”之争，是鹰派最为基本的生存前提。在已经可以预见的2020年之前的周边局势下，鹰派如何翱翔，这亦是对其本身与时俱进能力的艰难考验。 与姿势分子的分割 2020年，是中国一切“发展纲要”与“中期规划”的最终节点，也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验收”的年份。这短短的6年，正是已经走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最为艰难的时期，无论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还是经济变革，压力、风险都相当巨大，这无疑亦是外敌最可下手的“窗口”时期。 2013年，我对于乾隆时期的考察，不仅仅在于其新疆战略和西藏战略，更在于其扮演全球经济火车头时的各种细节。这构成了我在《南方都市报》上为期一年、总数84篇的专栏内容。 从国际经济的细节，来重新解读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的梦想。开在南都的这个专栏，从西方史料中挖掘了不少有趣的细节，比如彼时中国的仿制钟表拉低了国际市场价格，但是中国总是无法解决关键技术——发条用钢的问题，必须大量进口此种特殊钢材；比如中国人对貂皮的酷爱，甚至间接改善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境况；比如乾隆能够熟练地运用贸易禁运手段处理外交，等等。 我在国内媒体上开设专栏，一贯秉承“错位准则”，以减少无谓的误读或者过度解读。在时政媒体上，专栏以经济史为主；在财经媒体上，专栏则以政治史为主。描绘晚清立宪细节的《立宪年代》，亦是颇被关注的内容，已经在《中国经营报》断断续续连载2年，仍将持续，从未受到任何阻力。 2013这一年来，在我对近代立宪政改的继续考察中，发现酷爱意识形态之争，的确是中国人的顽固传统。其实，在充斥着“姿势分子”的“左右”纷争中，骨子里的党同伐异、不择手段并无区别，技术层面上也都能毫无困难地实现从“出口成章”到“出口成脏”的无缝链接，百年前如此，百年后似乎也如此，而6年后的2020年，大概也将依然如此。 这种左右之争，在2013年毛主席120周年诞辰之际，表现得更为形象。“拥毛”与“非毛”两个阵营，至少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看似壁垒分明。分歧出现的本身，无疑是当下中国言论尺度及舆论环境宽松程度的最有力注脚。而仔细检视左右两边的各种表达，可以发现在分歧的表象下，至少有着三个共同点：一、不满于中国的现状；二、热衷于情绪化的极端表达；三、不屑于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本是现代社会的公共必需品，应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拓张。遗憾的是，在情绪化对立之下，“存异”往往变成了“去异”。睚眦必报式的朋党之争、意气之争，取代了理性争论。“约架”之类的戏码，则将这种争论的戏剧性推向了荒诞的高潮，进而完成了对两边自我宣称的神圣性的小品化解构。 更值得当真的是，此类分歧的存在，或许凸显了当下中国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拓展更为通畅的表达渠道，一种不需要指桑骂槐、微言大义、上纲上线、互相猜测乃至猜忌，而是有一说一、有事说事的渠道。这种渠道，对于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博弈平台。 值得万分警惕的是，在所谓分歧的背后，两边或许都有着少数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伪原教旨主义者，希望通过加剧分歧、加深鸿沟而收获更多的民意资本和政治利益。除了旗号不同外，他们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点：为批判而批判，甚至为推翻而推翻，从来不需考虑如何解决具体的建设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贴牌代工的“民主”次品，与盗版“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中国的灾难，以前是、以后也是。 6年之后的2020年，我们这个民族，在这种无谓的“扯蛋式”争论上，能少折腾一点吗？ 进城下乡 2013年，一个备受关注的地方，是重庆。因为家庭的关系，我得以对这个城市做更为从容的、深入的了解。 当媒体更多地关注重庆那些宏大叙事的狗血剧时，我却似乎发现了在这个近年来不断折腾的超大城市中，有一股被忽略的关键力量，那就是从乡村、城乡结合部到CBD等等不同形态的“社区”，得到了民众极高参与的志愿者活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有价值的改革“红利”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日益壮大的、有相当经济基础、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群体，即社会学、政治学所谓的“中产阶层”。无论称谓如何，这个群体的确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稳定、推动政治进步、保障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他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也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着深刻的体认。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对这些问题并非简单地停留在“批判”“旁观”的角度，而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继续变革。既要求继续改革，又反对激进折腾，他们的这种诉求，不仅与执政者高度契合，并且也是形成社会共识、在不同群体之间取得最大公约数的最靠谱的基础。这个阶层，基于其知识、财富的积累及组织管理能力，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各种志愿者服务及慈善活动的主力。 而从重庆的初步调研观察，对于社会管理的参与热情，并不仅仅限于“中产阶层”。所谓的“弱势群体”，在解决了“安居乐业”——至少解决了“安居”——之后，也对加入互助式的志愿服务充满了热情。这当然是一种可贵的向上精神，也因此令他们的参与变得更有动力与耐力。 近年来经历了相当风波和折腾的重庆，依然保持了社会基本面的稳定和发展，其原因自然是多样的。民众参与度极高的互助式志愿服务，以及由此而催生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既是改革“红利”的体现，也是今后“红利”增值的方式之一。 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2020年前的改革攻坚，来自重庆这个特殊地区的、由民众原创的那些社会治理创新，或许有着更为强烈的标本意义。 大选在彼岸 对于我个人来说，2013年的大事之一，是参加澳大利亚大选的投票。 如果不是因为对时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个人的推崇，我是不会投工党的选票的——其实，自从有了选举权之后，我一直在各级选举中，坚定地投自由党的票。在我看来，自由党管理国家，更有“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依靠福利吸引选票。 老陆是澳洲政坛的另类，不仅因为他能说流利的中文，更在于他有着极为罕见的书生气，尤其是他对一些理念的执着。这种书生气，对于一个政客来说，实在可算是负资产——陆克文本人就遭遇了极具戏剧性的党内“政变”，在总理任期未满时被迫下岗，这与他坚持内政上的某些理想主义有关；随后出任外交部长，却又因缺乏党内的足够支持，而再次去官，并自此退居二线。彼时（2012年），他年仅55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实在还属于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 2013年，面临选战危机的工党，又将陆克文请回了总理的宝座。作为“回锅”总理，陆克文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为这个危机重重的党争取更多的选票，他最先的动作，居然是在党内举起了反腐的旗帜——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可是得罪人的活儿。 这年的年初，还仅仅是“后排议员”的老陆，曾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了一个中文演讲《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或许是远离了权争，演讲少了政客惯常的八股腔，而有了更多的“干货”，随后也的确受到了超越礼节需要的、极高的关注。当时我正在研究海权战略史，从一些中国高级军官那里，听到了对陆克文这次演讲的好评。而当我们共同的好友、央视主持人芮成钢给我看了演讲稿全文之后，我和成钢的共识就是：无论是否赞同老陆的说法，也应该推荐给更多的中国人分享，兼听则明嘛。老陆本人对文章做了些微调，随后在政商两界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营报》上整版全文刊登，果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陆克文这篇文章里，最打动我的是那句话：“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区域的看法经常十分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利益价值观，是源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观点。”的确，有无历史感的支撑，是区别“远见”与“近视”、“渔”与“鱼”以及政治家与政客、外交家与传声筒的关键。 选举的结果出来后，工党不出意料地失败了，但票数大为飙升。当老陆公开飙泪的时候，我却发出了贺词。老陆毕竟还有些理想情怀，未必见容于党内同志，何必为党所困？老陆不够狠、不够阴，并不适于讲求厚黑的、对抗型的党派政治，而更适于协调型的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为澳洲和亚太和平发展多做些事，于国于家于个人更有意义。 大约所见略同，败选之后，老陆沉寂了一段时间，终于宣布退出澳洲国内政坛，转向国际政坛。2020年，倘或能有这样一位“中国通”，执掌某一主要国际组织，这对中国而言，是机会还是挑战呢？ 检修报告 对于我近年已经从“爱好”变为“主业”的写作来说，2013年是炒冷饭的一年。三本书几乎同时出版，以至于有朋友质疑我萝卜快了是否不洗泥——他还真以为我是快手呢。
先是7月份，《大国作手：清末政改与革命中的40人》出版。这是我与萨苏在2011年合作的作品，足足迟到了两年；随后是我的《李鸿章政改笔记》，这本书的撰写和修改，花费了近二十个月，而后在各色审查者手中，折腾了一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获准。最后是《改革都有红利吗》，这本内容更为“生猛”的书，写作也花了二十个月，但审核却出奇地顺利，不到一个月就得到了准生证——那时，正是三中全会召开之时。 一台盛会，连我都收获了一点小小的改革红利，不胜感慨。 在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尤其是“公报”和“决定”错开发表的颇具戏剧性的那几天，我正好应邀在为一群企业家讲授《管理失控与晚清改革》。对于三中全会，我当时就提出，这不是欢呼的时候！ 因为，公报和决定，可以看成是关于中国改革的体检报告，是对此前34年以来中国改革的一次全面CT扫描；也可以看成是关于一台国家机器的检修报告，高速运转了34年后的机器，无疑需要一次大修及调试。这不是欢呼的时候，因为病症虽然找到了，病理似乎也找到了，最为艰难的对症下药，却还有漫长而艰难的疗程。公报和决定所涉及的每个方面，看上去似乎都是如何操作的技术问题，但每个问题都牵扯到整个机体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面对的难题，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过之而无不及——34年前，中国只要愿意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处都能走出路来，到处都是“增量”；而34年后，天地虽广却早已车水马龙，任何一个方向的变革，都必然要牵扯到无数的利益关系，触碰到“存量”的调整。此时的考验，不仅在于胆量，更在于技巧和耐心。 这份公报和决定，既是习李自我加压的考卷，也是这个民族的考卷，考卷上的每道题目，都很艰难，都有可能失败，并且这种深水区的每一个失败，都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拖累全局。这是今后的难点，因此不是欢呼的时候！ 甚至，我还大胆提出：千万不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依照惯性描绘成“胜利”的大会，因为，这仅仅是一次动员、一声号令、一个开端。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检验是否“胜利”的标杆，立在2020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也并不需要廉价的赞颂和轻佻的批判，而从来都稀缺严肃的反省和踏实的行动。对于“必须改革”的共识之强史无前例，对于“如何改革”的分歧之深史无前例，利益之争史无前例，改革之难史无前例，前面真正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边的羊肠小道。“习李”的字母简写，正是XL，超大号。的确，“习李”执政期间，其困难将是XL号的，而其成就也可能是XL号的！ 就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发布了一个针对企业家群体改革意向的调查报告。从我个人参与问卷访谈的体会来看，最大的感受就是，企业家群体对于改革的看法，与微博等所谓的公共平台展示的“舆情”，有着极大的差异，主要集中在： 1.对于顶层设计和渐进改革的高度重视与强烈期盼； 2.对于“必须改、不能乱”的强烈共识，以及对于“如何改”的迷茫与分歧； 3.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高度警惕。 这种谨慎乐观和强烈期盼，或许正是我们走向2020年——或许蹒跚却不失平稳——的力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