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gdp总量 中国,从2013看2020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碰撞、争执与改变。在实现“中国梦”的宏大语境下,如何解读每一个现实与梦想的差距,就成了让学者们乃至全体国民为之头疼的命题。2013年,中国在这种彷徨的情绪中度过,然而改变,不可阻止的改变,却已经落在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的身上。

  2020年,我就50岁了,居然50岁了!

  小时候写作文时,常提“年过半百的老大爷”,而我,离“老大爷”的门槛,居然只有6年了,果然是光阴似箭。

  那时,我的三个女儿,将分别是20岁、16岁和8岁,正好读大学、中学、小学。

  我家老三,赶在龙年尾巴上出生,因此,我的2013年,是从尿布和奶瓶开始的。

  国籍与奶粉

  限于航空公司对孕妇乘机的规定,内人实际上被“滞留”在了国内,老三就只能在国内出生。这令我有机会第一次体验从产床抓起的中国式竞争。为了进入那家我们看中的医院,及争取单间,只好到处托人,这真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拿着孩子的澳大利亚护照,在公安局办理中国签证,又遇到障碍。根据中国法律,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所生的子女,默认为中国公民,且中国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双重国籍——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当局是承认双重国籍的;而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澳大利亚公民在任何地方所生的子女,都默认具有澳大利亚国籍,并且澳大利亚承认双重国籍。我是澳籍,而内人仍是华籍,孩子出生在中国境内,就形成了国籍冲突。

  公安局无法在孩子的澳大利亚护照上签发签证,而孩子又未加入中国户籍、申请中国护照,如何出境呢?作为曾经的中国律师及澳大利亚移民律师,我这回也算是老干部碰上了新问题。其实,中国法律早已对此有应对之策:发放“出境许可证”。这是一本外观与护照极其相似的证件,在三个月之内,持证者可以凭此出境、入境一次。其与护照的最大区别,是仅供进出中国边境之用,在海外并没有护照的功能。出了中国国境,孩子就可以用她的澳大利亚护照进出别的国家。申请一本“出境许可证”,仅仅花费了20元,远远低于办理中国签证的费用,如此便利,倒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办理孩子退出中国国籍的手续,比较漫长,必须归口到中国公安部审批,一般流程要1年。我们是在提交申请的11个月左右,拿到了退籍证明,上面印着烫金的中国国徽,十分辉煌。至此,算是办完了孩子出生后的相关手续。

  这一年,很大的精力耗费在了孩子的“身份”手续上。其实,更为头疼的,是解决她的奶粉供应问题。

  我们在澳洲缺人帮衬,家中老人不愿意移居澳洲,孩子只好随妈妈“寄养”在中国,我则当空中飞人。一开始,我想偷懒,直接从某知名品牌奶粉的中国分公司“天猫”旗舰店上购买奶粉。毕竟曾经带过两个孩子了,对奶粉有相当的经验,一尝就明显感觉口味完全不同于国外原产。电话追问下,对方承认,配方的确与国外原产的不同,理由是中国的奶粉标准与海外不同。这个理由使我更为狐疑,两国奶粉标准不同,那孰高孰低呢?

  自此,我就从澳洲直接采购奶粉。最夸张的一次飞行,是在总共120公斤的托运行李中,带了足足40公斤的奶粉及其他婴儿食品。为了避免在海关遇到麻烦,我备足了各种材料,足以证明这是在合理的自用范围内。更为麻烦的是,澳洲的超市为了应对华人抢购奶粉的狂潮,实行限购,素来不爱求人的我,不得不到处请朋友们帮忙采购,否则自己就得一天奔波多个超市,感受收银员那似乎相当复杂的目光。我在中国的不少朋友,但凡有孩子的,都想尽各种方式,从海外“进口”奶粉,这成了为人父母者所面临的一项艰巨考验。

  2020年时的中国孩子,是否仍需选择高价进口、且可能改了配方的进口奶粉?当肉食者们在思考人口红利的宏大命题上,每个小家庭面对的,或许依然是这种更为琐碎的难题。

  边疆的周游

  自从4年前从商界“退休”以来,我的生活除了周游世界之外,就是研究中国改革史和战略史。南海问题与新疆问题,就是我的战略史研究的重点。2013年的头尾,分别有机会考察了海南与新疆。

  去海南考察是在年头,深入到了琼海市的潭门镇,采访那些常年在南沙捕捞的渔民。令我难忘的是,在潭门镇渔民协会简陋的办公室墙上,张挂着巨大的南沙地图及《南沙海域岛礁驻军及部分敌占岛礁情况一览表》,“敌占”这个词,真是久违了。整个南沙,中国驻军仅仅8个岛(含台湾驻军的太平岛),越南则占着27个、菲律宾9个、马来西亚5个。在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渔业是保卫祖国海域最廉价最有效的办法”。渔民协会的负责人告诉我,要维护南沙的主权,必须实现三个“存在”:行政存在、军事存在、渔业存在。

  组建了中国渔业航母舰队、进而引发国际广泛关注的海南商人贺建斌,则提出了“从商业上控制该海域”的主张。在访谈中,有着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经验的贺建斌,具体地提出建议,除了面向国内销售南海海域的使用权证之外,还应当发行开发南海的“散居债券”(diaspora bond),吸引海外华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的资本。这种来自商界的建议,比抽象的爱国激情更令其他声索国警惕,一向低调的贺,也因此成为各种外媒“挖掘”的对象。

  去新疆,原本计划是在8月份,却正好赶上了非常时期,延后到了10月底。因为我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周,只能在南疆走马观花。同行的几位北京战略学者,只好迁就我的行程,几乎一天换一个城市。体验新疆大好河山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自驾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驱驰而过,大约是我最为难忘的驾车经历了。

  南疆之行,以及在京的几次研讨,促使我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巅峰状态,乾隆在军事上底定新疆之后,大搞改革开放,成功地将新疆纳入全国的工商网络及世界贸易网络中,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其间的诸多政策,其出台过程和考量重点,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2020年,无论南下还是西进,对于我们这个民族,都有着攸关生死的作用。此时多下功夫,都已经谈不上“未雨绸缪”了,因为,山雨欲来、风已满楼、时不我待。

  在周边局势风云变幻的2013年,中国鹰派大约是另一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的群体。

  年中,我有机会受邀参加了一位老将军的八十大寿私人庆典。他曾统率千军万马、亦曾在最高决策层服务多年、甚至在危机四伏的前敌深入观察,海外不少媒体将他称为中国第一代鹰派。与老将军的短暂相处,我总是想起鲁迅的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不能不承认,中国鹰派在这一年也暴露了一个虽不致命却很关键的软肋:虽然他们对网络时代的国防危机足够敏感,并跟上了国际军事的发展态势,如对网战的高度重视,却显然缺乏一套与时俱进的话语符号体系,而不得不借用相对陈旧的术语甚至口号。这些“旧话语”,在承载“新信息”方面,不堪重负,且因为其外在的符号与“左派”实在过于相似,而大大增加了被在线各方用“左右”思路各自解构、并解读的风险。

  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内部有多么尖锐的“左右”之争,都需要有超越左右的鹰派,捍卫民族的底线。中国鹰派虽想竭力高飞,却因话语符号体系的陈旧,及长期与鸡鸭一同圈养,而难以发出独特的、清亮的啸声。鸡鸭们因此或许认为天上飞的无非是它们的同类而已。成本更为高昂的另一个潜在后果是:与鸡鸭的长期周旋,是否会造成中国鹰最后难以发展出自己的话语符号体系、甚至影响到自己的行为方式?

  鹰击长空一声啸,从话语符号、思维方式到行为模式,全面超越鸡鸭间的“左右”之争,是鹰派最为基本的生存前提。在已经可以预见的2020年之前的周边局势下,鹰派如何翱翔,这亦是对其本身与时俱进能力的艰难考验。

  与姿势分子的分割

  2020年,是中国一切“发展纲要”与“中期规划”的最终节点,也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各项改革“验收”的年份。这短短的6年,正是已经走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最为艰难的时期,无论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还是经济变革,压力、风险都相当巨大,这无疑亦是外敌最可下手的“窗口”时期。

  2013年,我对于乾隆时期的考察,不仅仅在于其新疆战略和西藏战略,更在于其扮演全球经济火车头时的各种细节。这构成了我在《南方都市报》上为期一年、总数84篇的专栏内容。

  从国际经济的细节,来重新解读中国近代史,一直是我的梦想。开在南都的这个专栏,从西方史料中挖掘了不少有趣的细节,比如彼时中国的仿制钟表拉低了国际市场价格,但是中国总是无法解决关键技术——发条用钢的问题,必须大量进口此种特殊钢材;比如中国人对貂皮的酷爱,甚至间接改善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境况;比如乾隆能够熟练地运用贸易禁运手段处理外交,等等。

  我在国内媒体上开设专栏,一贯秉承“错位准则”,以减少无谓的误读或者过度解读。在时政媒体上,专栏以经济史为主;在财经媒体上,专栏则以政治史为主。描绘晚清立宪细节的《立宪年代》,亦是颇被关注的内容,已经在《中国经营报》断断续续连载2年,仍将持续,从未受到任何阻力。

  2013这一年来,在我对近代立宪政改的继续考察中,发现酷爱意识形态之争,的确是中国人的顽固传统。其实,在充斥着“姿势分子”的“左右”纷争中,骨子里的党同伐异、不择手段并无区别,技术层面上也都能毫无困难地实现从“出口成章”到“出口成脏”的无缝链接,百年前如此,百年后似乎也如此,而6年后的2020年,大概也将依然如此。

  这种左右之争,在2013年毛主席120周年诞辰之际,表现得更为形象。“拥毛”与“非毛”两个阵营,至少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看似壁垒分明。分歧出现的本身,无疑是当下中国言论尺度及舆论环境宽松程度的最有力注脚。而仔细检视左右两边的各种表达,可以发现在分歧的表象下,至少有着三个共同点:一、不满于中国的现状;二、热衷于情绪化的极端表达;三、不屑于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本是现代社会的公共必需品,应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拓张。遗憾的是,在情绪化对立之下,“存异”往往变成了“去异”。睚眦必报式的朋党之争、意气之争,取代了理性争论。“约架”之类的戏码,则将这种争论的戏剧性推向了荒诞的高潮,进而完成了对两边自我宣称的神圣性的小品化解构。

  更值得当真的是,此类分歧的存在,或许凸显了当下中国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拓展更为通畅的表达渠道,一种不需要指桑骂槐、微言大义、上纲上线、互相猜测乃至猜忌,而是有一说一、有事说事的渠道。这种渠道,对于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博弈平台。

  值得万分警惕的是,在所谓分歧的背后,两边或许都有着少数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伪原教旨主义者,希望通过加剧分歧、加深鸿沟而收获更多的民意资本和政治利益。除了旗号不同外,他们有着相当广泛的共同点:为批判而批判,甚至为推翻而推翻,从来不需考虑如何解决具体的建设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贴牌代工的“民主”次品,与盗版“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中国的灾难,以前是、以后也是。

  6年之后的2020年,我们这个民族,在这种无谓的“扯蛋式”争论上,能少折腾一点吗?

  进城下乡

  2013年,一个备受关注的地方,是重庆。因为家庭的关系,我得以对这个城市做更为从容的、深入的了解。

  当媒体更多地关注重庆那些宏大叙事的狗血剧时,我却似乎发现了在这个近年来不断折腾的超大城市中,有一股被忽略的关键力量,那就是从乡村、城乡结合部到CBD等等不同形态的“社区”,得到了民众极高参与的志愿者活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有价值的改革“红利”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日益壮大的、有相当经济基础、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群体,即社会学、政治学所谓的“中产阶层”。无论称谓如何,这个群体的确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稳定、推动政治进步、保障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他们既是改革的受益者,也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着深刻的体认。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对这些问题并非简单地停留在“批判”“旁观”的角度,而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继续变革。既要求继续改革,又反对激进折腾,他们的这种诉求,不仅与执政者高度契合,并且也是形成社会共识、在不同群体之间取得最大公约数的最靠谱的基础。这个阶层,基于其知识、财富的积累及组织管理能力,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各种志愿者服务及慈善活动的主力。

  而从重庆的初步调研观察,对于社会管理的参与热情,并不仅仅限于“中产阶层”。所谓的“弱势群体”,在解决了“安居乐业”——至少解决了“安居”——之后,也对加入互助式的志愿服务充满了热情。这当然是一种可贵的向上精神,也因此令他们的参与变得更有动力与耐力。

  近年来经历了相当风波和折腾的重庆,依然保持了社会基本面的稳定和发展,其原因自然是多样的。民众参与度极高的互助式志愿服务,以及由此而催生的社会管理创新,应该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既是改革“红利”的体现,也是今后“红利”增值的方式之一。

  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2020年前的改革攻坚,来自重庆这个特殊地区的、由民众原创的那些社会治理创新,或许有着更为强烈的标本意义。

  大选在彼岸

  对于我个人来说,2013年的大事之一,是参加澳大利亚大选的投票。

  如果不是因为对时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个人的推崇,我是不会投工党的选票的——其实,自从有了选举权之后,我一直在各级选举中,坚定地投自由党的票。在我看来,自由党管理国家,更有“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依靠福利吸引选票。

  老陆是澳洲政坛的另类,不仅因为他能说流利的中文,更在于他有着极为罕见的书生气,尤其是他对一些理念的执着。这种书生气,对于一个政客来说,实在可算是负资产——陆克文本人就遭遇了极具戏剧性的党内“政变”,在总理任期未满时被迫下岗,这与他坚持内政上的某些理想主义有关;随后出任外交部长,却又因缺乏党内的足够支持,而再次去官,并自此退居二线。彼时(2012年),他年仅55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实在还属于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

  2013年,面临选战危机的工党,又将陆克文请回了总理的宝座。作为“回锅”总理,陆克文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为这个危机重重的党争取更多的选票,他最先的动作,居然是在党内举起了反腐的旗帜——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可是得罪人的活儿。

  这年的年初,还仅仅是“后排议员”的老陆,曾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了一个中文演讲《中国、美国和这个世界》。或许是远离了权争,演讲少了政客惯常的八股腔,而有了更多的“干货”,随后也的确受到了超越礼节需要的、极高的关注。当时我正在研究海权战略史,从一些中国高级军官那里,听到了对陆克文这次演讲的好评。而当我们共同的好友、央视主持人芮成钢给我看了演讲稿全文之后,我和成钢的共识就是:无论是否赞同老陆的说法,也应该推荐给更多的中国人分享,兼听则明嘛。老陆本人对文章做了些微调,随后在政商两界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营报》上整版全文刊登,果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陆克文这篇文章里,最打动我的是那句话:“中国和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区域的看法经常十分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不同的利益价值观,是源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观点。”的确,有无历史感的支撑,是区别“远见”与“近视”、“渔”与“鱼”以及政治家与政客、外交家与传声筒的关键。

  选举的结果出来后,工党不出意料地失败了,但票数大为飙升。当老陆公开飙泪的时候,我却发出了贺词。老陆毕竟还有些理想情怀,未必见容于党内同志,何必为党所困?老陆不够狠、不够阴,并不适于讲求厚黑的、对抗型的党派政治,而更适于协调型的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为澳洲和亚太和平发展多做些事,于国于家于个人更有意义。

  大约所见略同,败选之后,老陆沉寂了一段时间,终于宣布退出澳洲国内政坛,转向国际政坛。2020年,倘或能有这样一位“中国通”,执掌某一主要国际组织,这对中国而言,是机会还是挑战呢?

  检修报告

  对于我近年已经从“爱好”变为“主业”的写作来说,2013年是炒冷饭的一年。三本书几乎同时出版,以至于有朋友质疑我萝卜快了是否不洗泥——他还真以为我是快手呢。

 2020年中国gdp总量 中国,从2013看2020
  先是7月份,《大国作手:清末政改与革命中的40人》出版。这是我与萨苏在2011年合作的作品,足足迟到了两年;随后是我的《李鸿章政改笔记》,这本书的撰写和修改,花费了近二十个月,而后在各色审查者手中,折腾了一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获准。最后是《改革都有红利吗》,这本内容更为“生猛”的书,写作也花了二十个月,但审核却出奇地顺利,不到一个月就得到了准生证——那时,正是三中全会召开之时。

  一台盛会,连我都收获了一点小小的改革红利,不胜感慨。

  在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尤其是“公报”和“决定”错开发表的颇具戏剧性的那几天,我正好应邀在为一群企业家讲授《管理失控与晚清改革》。对于三中全会,我当时就提出,这不是欢呼的时候!

  因为,公报和决定,可以看成是关于中国改革的体检报告,是对此前34年以来中国改革的一次全面CT扫描;也可以看成是关于一台国家机器的检修报告,高速运转了34年后的机器,无疑需要一次大修及调试。这不是欢呼的时候,因为病症虽然找到了,病理似乎也找到了,最为艰难的对症下药,却还有漫长而艰难的疗程。公报和决定所涉及的每个方面,看上去似乎都是如何操作的技术问题,但每个问题都牵扯到整个机体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面对的难题,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有过之而无不及——34年前,中国只要愿意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处都能走出路来,到处都是“增量”;而34年后,天地虽广却早已车水马龙,任何一个方向的变革,都必然要牵扯到无数的利益关系,触碰到“存量”的调整。此时的考验,不仅在于胆量,更在于技巧和耐心。

  这份公报和决定,既是习李自我加压的考卷,也是这个民族的考卷,考卷上的每道题目,都很艰难,都有可能失败,并且这种深水区的每一个失败,都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拖累全局。这是今后的难点,因此不是欢呼的时候!

  甚至,我还大胆提出:千万不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依照惯性描绘成“胜利”的大会,因为,这仅仅是一次动员、一声号令、一个开端。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检验是否“胜利”的标杆,立在2020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也并不需要廉价的赞颂和轻佻的批判,而从来都稀缺严肃的反省和踏实的行动。对于“必须改革”的共识之强史无前例,对于“如何改革”的分歧之深史无前例,利益之争史无前例,改革之难史无前例,前面真正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边的羊肠小道。“习李”的字母简写,正是XL,超大号。的确,“习李”执政期间,其困难将是XL号的,而其成就也可能是XL号的!

  就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发布了一个针对企业家群体改革意向的调查报告。从我个人参与问卷访谈的体会来看,最大的感受就是,企业家群体对于改革的看法,与微博等所谓的公共平台展示的“舆情”,有着极大的差异,主要集中在:

  1.对于顶层设计和渐进改革的高度重视与强烈期盼;

  2.对于“必须改、不能乱”的强烈共识,以及对于“如何改”的迷茫与分歧;

  3.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高度警惕。

  这种谨慎乐观和强烈期盼,或许正是我们走向2020年——或许蹒跚却不失平稳——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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