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之前，张烨是神秘的。除了就亚洲基金会的相关工作发言，Google里找不到张烨任何个人信息。低调做事的风格，挡不住张烨身上的神采奕奕。身为亚洲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她必须精通基金会的每一个项目领域，着眼组织的战略发展，掌控组织的日常运转，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她在亚洲基金会的工作对中国有所帮助。
我不知道什么是海归，我骨子里还是很中国化的。这和我的经历有关，我出国时间不是很长，而且都是陆陆续续的。 第一次是1984—1985年。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工作。很幸运的，由福特基金会出资，我去美国史密斯女校读了一年美国研究。史密斯女校是个贵族气很浓的学校，出了很多社会名流，包括里根的妻子、肯尼迪的女儿。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去国外学习，Cultureshock(文化冲撞)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第一学期挣扎得非常痛苦。首先是美国文化那种自我独立的精神，在学校根本没人指导，选课通过海报，学分要自己算，账户、电话都要自己开，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负责。我当时已经30岁了，在国内也已经是副处长，但所有的身份、自尊、地位、社会圈子统统离你而去，天地间就只剩下你一个人，确实感到失衡。 而且美国社会是个万花筒，我们女校是个同性恋集中的地方，那个时候lesbian(女同性恋)这个词我都没怎么听说过，到了那儿看到她们的亲密行为不能接受。我也想孩子想家，但我还是尽量不和中国人扎堆，住在美国人家里，和美国人交流，第二学期就慢慢适应了，学习也得心应手，全部是A了。 我们这代人经过上山下乡，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所以出国不只是出去镀金，更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对国内情况、对从前经验的反思，也建立了比较的视角。 回国后我继续在社科院外事局工作，直至1988年，我被派到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担任其首席代表助理。我在福特的工作中感觉后劲不足，总还想学点东西。1991年，我争取到了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读MPA的机会，这是我第二次留学。在哈佛的学习竞争相当强烈。我至今记得中午的餐厅，很多学生就着一杯咖啡或者一个比萨，在那算啊、写啊、讨论啊，那个气氛真的能让人窒息。我在那儿的一年时间，就有一个学生疯了，一个学生跳楼。
哈佛的一年对我来说，无论是知识上还是人生观上，都是质的飞跃。当然人的成长都是累积的，我也有插队下乡在农村的锻炼，在社科院、福特基金会的经验累积，我带着这些国内经验、这些财富到了美国最高学府，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进行更高层次的探讨，我就感觉自己上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台阶。 哈佛带给我的东西，归纳起来，就是自信和驾驭事务的能力。我学会在纷繁复杂的状态下寻找逻辑，把它理顺、归纳，找到切入点，做下去，直至解决。我也敢于驾驭事物，只要有我，我知道这台戏就能成。可能有我打不开的盒子，但我知道在哪能找到钥匙。 回来以后，我开始做自由职业者，先开了一个咨询公司，给亚洲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组织服务，做一些美中交流方面的工作。1994年亚洲基金会扩大在华规模，我就来这里工作了。 在亚洲基金会，我从联络官员做到项目官员再到中国区代表。2002年，我觉得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很难有什么创新，就希望再出去进修一下。这次我是作为访问学者出去的，我在哈佛和布鲁金斯学会各呆了半年，研究公民社会的课题。作为访问学者有大量自己的时间独立思考，我看了很多书，也做了很多讲演，给学生讲课，和美国人有了更多的交流。 这个时候已经不像我第一次出国，美国人对中国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已经有人提“中国威胁论”。我记得当时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演讲的时候就会有人要求你表态。我要提出客观理性的观点，还要说服别人，这样的交流我觉得是双赢的，我学到了自信，交到了朋友，也促进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几番出国，回来之后我感觉又被边缘化了。有些主流的话语我不会说，玩笑我听不懂。老外看我像中国人，中国人看我像半个老外。但我想，边缘人多了以后，就没有主流边缘之分了，这样中国才能发展。
扪心自问，我觉得自己做的挺成功的，我无怨无悔，也很满意了。我从事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它符合我的个性和爱好。我在意中国的老百姓，我关心中国的弱势群体，因为我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我能在这个位置发挥这份作用，真的很难得了。
对于现在的留学生，我想说，出去看看挺好。我女儿22岁，现在英国留学，这对锻炼她的独立精神、长见识、长学问都有好处。但是现在的孩子全然没有我们的历史包袱，这对他们来说也就缺少了奋斗的动力。没有背负十字架，恐怕很难取来真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