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但凡中年以上，又在大陆生活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伟大领袖”如此豪迈而又无尽沧桑的经典辞章，自然会冲口而出，吟诵上两句。 年过花甲的刘香成，并不属于上述中国人群体里的一分子。自从10岁那年离开大陆后，他辗转中国香港及北美，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文化熏陶。 不过，这位如今长住北京的“海外游子”，读到此阙《水调歌头》，相信会别有一番感触。 38年前的那个9月，刘香成还是一名初涉新闻摄影的小青年。当他徘徊巴黎街头，为下一个选题绞尽脑汁时，报摊上《费加罗报》刊出的毛主席大幅照片，以及《北京：充满哀痛》的醒目标题，让他心头一震。 他的人生，从此改变。 时代的印记 在刘香成最新面世的一本影集里，38年前他重返故国后拍摄的第一批作品中的一张，放在了最开头。画面上，一个臂缠黑纱的广州市民，在报道“伟大领袖”逝世消息的阅报栏前，默默伫立。1976年初秋，他作为《时代》周刊特派记者从深圳罗湖入境，但未能获得前往北京的官方许可，只好滞留广州。 与他的成名作《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1983年英文本初版）相比，这部30年后的新影集，书名很简洁，也很“潮”，就叫《刘香成 中国梦》。 “在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由于我工作的性质，我时常被委派到世界各地，并长驻苏联、印度、阿富汗、韩国和美国。但我出生的黄土地则是我创作上的永恒兴趣点。
收入《中国梦》的132幅照片，从1976年跨越到2013年，既是他以上自述的最佳注脚，也可看成他个人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影像史。 无论是专业的摄影同行，还是众多普通粉丝，都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刘香成二度重返中国（当时他因为“同情心疲乏”，决意结束长达16年的美联社记者生涯）后，他的“黄土地”主题创作的兴趣点，发生了显著变化。 “毛以后的中国”时期，他的作品以黑白摄影为主，既关注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又聚焦基层普通民众，原汁原味，朴素厚重，而后期取而代之的，则是彩色作品的时尚多元。中国当代知名的前卫艺术家甚至当红演艺明星的形象，从张艺谋、姜文、陈凯歌、周润发，一直到徐静蕾和郭敬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镜头前。 刘香成常常喜欢引用《时代》周刊及《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的一句话：“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 刘香成说，我拍演艺名人的肖像，并不仅仅因为他们那张明星的脸，我觉得他们身上带着当下时代的特定标记，这跟我当年拍邓小平、尼克松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家，或者拍历史博物馆前卸下毛主席巨幅画像的普通工人、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埋头复习准备高考的青年，内在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确实搞不懂为什么郭敬明的小说和电影，能那样受年轻一代的热情追捧，但我们能否认这正是现实的一个侧面吗？”他反问道。 “中国梦”与软实力 几年前，《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潘公凯（Philip P. Pan）卸任后，写了一本记述中国现代政治变迁的书《走出毛的影子：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作者在书中断言：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过去30年来民众的物质生活最幸福。 刘香成显然有同样的感受。他庆幸“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里”，感觉到中国对很多事情都有一种饥饿感，因为像奥运会、世博会这样的大事，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必须要有一定的国家实力支持。 他说，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内心深处那种尽快改变现状、告别过去的急迫感。但他也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种种代价，只有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才会看得更清楚。 比如据他所知，前些年有国家领导人访问法国，看到人家的凡尔赛宫保护得很好，回来马上批示，故宫也得改造大修。领导一句话，下面还没好好地研究做方案，就匆忙开工，结果琉璃瓦重放上去时，工艺上没有注意“修旧如旧”，使故宫大片屋顶一下子失去了数百年前精心设计的壮观波浪形状。 他说，我们到意大利去游览，会发现古罗马时代的遗址，直到今天还在按原来的做法，一点点地维修，造价很昂贵，但保存下来的，是本来的真实。 由于长期担任驻华记者，刘香成与负责外宣的政府官员关系不错。他曾以朋友身份建议：中国很重视外宣，在上面花了很多钱，这没什么错，但北京有15万老外，上海也有不少，这些老外本来对你就有兴趣，来学中文，来做生意，应该先把这些人的眼球抓住，才是务实的做法，而不是花费巨资跑到美国时代广场去播几个大屏幕广告。 刘香成不仅关注当代中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也如数家珍。在他看来，毛主席搞“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从政治角度来说非常成功，但在翻天覆地的革命过程中，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城市文化，很大程度上也被“农村化”了，以至于60多年后的今天，仍受其拖累。 他认为，中国要建设“软实力”，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因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存在于社会上从事文化事业的人群中，要容忍他们去尝试各种东西，也许会出错走弯路，但不应用行政手段规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官员有权力指导一切工作，如果碰巧来的官员文化水平高，那是一个效果，不幸碰上水平低的，就不堪想象了。”他说。 “半杯水”里看中国 “刘香成老弟是在这个绝望的历史末梢和一个奇妙的开端，正接青黄的时期走向我们来的……用但以理（《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智者）式的预言，伊索的隽智告诉我们，不要绝望，历史并非到此结束。”1996年，著名画家黄永玉在《毛以后的中国》第四版序言里写道。 刘香成一直相信，“我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至少比我父母生活的那个时代要好。”2010年首次在中国大陆问世的《毛以后的中国》中文版里，他引用了迈克尔·戴尔（美国戴尔电脑公司总裁）21世纪第一年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现在20岁，我更想在中国待着，因为最有价值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 “今天我所看到的欧洲和美国，都处在一个很郁闷的时代。”刘香成说，“我跟年纪相仿、彼此熟络的国外朋友聊，他们都是社会精英，却总是瞻前顾后、翻来覆去地想，早已没有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凡事皆有可能’那种乐观和干劲。” 对曾经的同行——外国驻华记者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中国的“内幕”及“阴暗面”，他持一定的保留态度。 他打了个比方：一个装了半杯水的杯子放在面前，你究竟觉得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多半取决于你的心态和你看问题的角度。 “对于中国的明天，我基本的预期是正面和乐观的，我们已经有半杯水了，当然这不够，人们不满意很正常，但可以往里再斟嘛，还有不少的上升空间。”他说。 《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的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82年，黑白分明的图面中，广场上三名士兵身穿传统式样的军服，紧紧拄着飘扬的红旗，他们表情严肃，目不斜视。 《刘香成 中国梦》的压轴之作摄于2013年，色彩亮丽、动感十足的画面上，一群西安美术学院啦啦队的美女帅哥们，正在为毕业晚会卖力排练，他们衣着性感、笑逐颜开。 38年前的起点是一样的，指向未来的路标，却不尽相同。也许，这就是刘香成希望描述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