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戏剧般的人生里流转，令陈久霖更加随性。不过好胜心仍在催促他东山再起
2006年3月21日下午六时，位于新加坡牛车水的初级法院24庭。着粉色衬衣、红色领带的陈久霖被戴上镣铐，走进了法庭左侧的铁围栏中。通过铁围栏后面的那道门，他将被直接送往监狱服刑。被判入狱4年3个月，罚款33.5万新元，这标志新加坡当局把陈久霖认定为中航油事件的最大责任者。离去之时，背后四十余位律师、记者、亲人、朋友、以及各利益相关方派遣的关注者，皆起身驻足、面带唏嘘。 相比于一年前东窗事发时的焦躁和惶恐，陈久霖一副历经风雨、游刃有余的姿态。“几年后见！”他向关切者颔头示意。 3月初，是陈久霖上庭前的日子。主要时间都在律师楼里准备庭辩的材料，不辞倦怠、丝丝入扣；时而会面到访的朋友，在饭桌上回忆在曾被扣押时的逸事趣闻，笑声朗朗；周末，跟妻子到教堂里听读圣经，跟“弟兄姐妹”分享心得，谦恭默然。庭审的几天里，陈久霖有时会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听审席第一排，搭拉着头，像一只败阵气馁、兀自舔伤的猎豹；不过没过多久，又抖擞精神，时而为检控官的指责而频频愤然起身，时而以顿挫有力的声调为围在身边的记者做答。 一个与他相识二十多年的同学说，陈久霖这一年多的苦和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换个人，恐怕早“自己了断”了。这位同学一直坚称陈在中航油案中应当担负相当的责任，但也说：“如此坚韧走到今天，就冲这一点，他也算个枭雄。” 狱中 2005年6月7日，新加坡当局对半年前还是“打工皇帝”的陈久霖突然逮捕。在筹足巨额保释金前，他被关押了72小时。 牢房6平方米，水泥地，没有床，有一个无遮无栏的马桶。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停水，排泄物就留在马桶里。墙壁上有一个本应是出水的按钮，可使了很大劲也按不下去。房间里维持在20度左右，但只能穿一件衣服，不能穿袜子，特别冷。6平方米的房子要关四个人，为什么是四个？一个人太孤独，没有谁受得了；也不是两个人，怕打架，没人劝，打死了都没人知道。三个人也不行，两个欺负一个。所以要四个。就并排坐着或者睡着。
头一天在拘留所，陈久霖跟贩毒犯和抢劫犯关在一起。毒贩因为是现场被抓，只穿了个短裤和汗衫，冻得要死。一会儿头冷了，就把汗衫裹到头上来煨着，一会儿脚冷了，就把短裤拉下去绑着。毒贩还跟陈久霖谈经验，告诉他自己是怎么贩毒的。 后来从拘留所转到监狱，陈久霖受到“照顾”，一个人住一间。别人告诉他，“你是好人，他们是坏人，怕你跟他们一起住学坏了。”可这样一来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孤独得想一头撞死”；到后来，就是什么都不想，“像狗一样活着而已”。没有室外活动，就在里面做俯卧撑。在监狱的第三天，狱方给了他一本卡耐基的书，他在“出去”之前就读完了。 陈久霖说，他刚进去监狱的时候，所有衣物都要脱光光，把身体各个部位给人看，怕藏毒品之类的。做各种动作，蹲着、起来，看身体有啥毛病。然后走过一个栏杆，一个吹风机在旁边吹，两只警犬就顺着风向闻气味。第一闻有没有毒品，第二把你的味道闻出来，一逃跑，警犬就把你追回来。 每人领一张旧毯子、一个破席子、一身薄衣。硬的东西不能带进去，怕割腕自杀。人一进房间，铁门自动合上。没有枕头，就把鞋脱下来枕着睡。吃不到中餐，成团的糙米饭，有时拌着带咖喱的白菜，没有丁点肉。三天三夜，他“减肥”三公斤。 其实，陈久霖还是受到优待的。别人洗澡就是许多人围着一个池子，抢到一盆水，往头上一浇，就走了。他可以到一个冲拖把的地方单独洗。还给他一个盆，接点水进去，白天用来喝，就不必喝马桶槽里的水，晚上用来冲厕所，不会太臭。 监狱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可以从外面打开，每天三个时间，早7点，中午12点，晚9点，关押的人都要站在后面，眼睛对准那个窗户。狱卒这三个时间都要过来巡查，看一双眼睛是否出现在窗户后面，因为怕你死在里面。铃声一响，就要大声喊出来：YesSir！以证明你还是个活物。当陈久霖跟朋友回忆这一段时，双手趴在桌子上，眼睛瞄准前方，非常大声有力的喊出来“YesSir！”...真像是回到了监狱现场一般。喊完之后，同身边的人一起禁不住大笑起来。这一句证明自己还活着的大叫，确乎保有了监狱生活惟有的一点亢奋，甚至也是乐趣。
人事洗牌 曾在高堂上呼风唤雨的人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自己变了，环境也变了。讲起一年来的人际交往，愤慨自不必说，身陷囹圄自然遭人嫌弃。也连同家人，“承受巨大的耻辱”。 他需要以前的秘书给他找一份当年发表的文章，可秘书不接他的电话，也不回短信。陈久霖纳闷，是不是手机坏了？打给另一个同事，叫他把手机拿给秘书说话，谁知秘书竟扭头跑开。这样的对待并不少见。其他人还好理解，陈只是不明白，曾经一同打拼、朝夕相处的同事，何至于此？ 这是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洗牌。那些在陈久霖事业高峰时期认识的人，“大多半都淘汰了”，“他们素质低，太怕事”。 不过惊喜亦有之。在这一年多接触陈久霖的，都是“高层次”的大老板。有些人原来就知道陈久霖，但都到了他陷于囹圄的时候才来主动结识。据说，这些人里包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的头几位华人富商。 2006年春节，印尼力宝(Lippo)集团副主席李宗(StephenRiady)请陈久霖去他在新加坡的家里吃饭。一个独门独院的别墅，单房就有几十间。李宗早年曾在香港打过7年的官司，那段时间的悲苦和彷徨，李宗都讲给陈久霖听，令他“心有戚戚焉”。 也不仅是安慰，还有开导。在陈久霖上庭前这个周日的教堂聚会上，李宗发言，大意是：一个人总要有敬畏。职员要对老板负责，后者的管教能够令前者免于松懈和灾祸；但老板自己又对谁负责呢？越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就越容易没有约束，而马失前蹄。所以越是权贵，就越要警醒自己，心存敬畏。李宗站在中间讲，陈久霖坐在人群中，埋头静听。
陈久霖还是有难解之处。那些主动来看望自己、表达支持的，以国外朋友居多。比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前执行委员，一个德国石油专家，专门从德国飞来新加坡。哈佛大学一个教授提出为他写书，还有台湾一个86岁的老太。这些令陈久霖念念不忘。
但反差的是，“我的同胞对我的冲击更大，踩我的是我的同胞”。陈久霖总对有些媒体把所有罪责都归到他头上而激愤，也对自己未被及时批准回家、未能见上病危母亲最后一面而不能释怀。有些人说陈久霖应该自杀以谢罪，他觉得自己不为私利、全心进取、犯的只是技术层面的错误，何至于此？！面对攻击，他有时甚至会想到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 对于自杀，刚开始他回应，“自杀并不等于承担责任”。稍后知道，在基督教义里，自杀是一种罪过；在新加坡，自杀要受法律制裁。再到后来看得开了，“挫折是对未来的祝福”，他对自己说：“人一生，哪能没有挫折？” 关于未来。陈久霖想要写书，也有很多人想为他写书，这也许会在监狱里完成。据说，已经有至少6个大公司邀请他，既有国有、民营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石油行业，也有非石油的。有一家还想在他入狱之前就先签订雇佣协议，另一家中国民企开价年薪600万人民币。“用他们的话讲，”陈久霖说：“我主要还是不走运。” 命运啊！ 关于“不走运”，另一位新加坡本地企业家在私下里说：如果当时油价下降，中航油不亏反赚，陈久霖不就成英雄了吗？……这就是命。 历经挫折的人，都很容易向神灵寻求帮助。现在去问陈久霖，你有没有信宗教？他呵呵一笑。“不能说完全信，但感觉中，冥冥之中还是有主宰的力量。” 陈17岁那年，陈妈妈给他算过一次命。说大概43岁左右会受到挫折，但终究会过去。陈久霖61年出生，2004年正好43岁。后来陈久霖自己再没有算过命。到今年初，有个朋友给陈久霖推荐一个软件，那是流行于东南亚华人圈的一个推测命运的系统。把名字和生辰输入进去，结果是：2004、2005两年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