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次人大，大家讨论不少的法律，呼声很高的就是要立即制定一部“环境污染赔偿法”。原来我们《物权法》制定以后就要制定《侵权法》。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就让那些造成污染的企业逍遥法外。人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课题，凡是以后给环境造成污染，赔偿责任应该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社会责任也好，社会义务也好，赔偿责任也好都需要加强，否则的话实际上在鼓励企业给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所以，这应该是我们文明的要求，我们素质的要求，一定要做好这项工作。
第二个“不”，很重要的就是不给消费者添麻烦。
《公司法》这次讲了社会责任也包含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企业和公司的社会责任要对消费者负责。这个问题应该说当前最大的是诚信的问题。如果说环境资源涉及到更大的是公共秩序，对于消费者我们实际上承担了很大的诚实信用的义务。从各国的法律历史来看，中国现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还是比较差的。世界各国都叫《产品责任法》，只要产品不好，有瑕疵，给人们造成了人身和财产的损失就要负赔偿责任。而我们叫《产品质量法》。区别在哪里？《产品质量法》就是我们有行政管理的职责，行政管理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行政管理会带来负作用。中国拥有大量执法人员，但是往往制止不了。我们缺乏对产品质量更严格的责任。所以，企业不仅要对社会承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责任，而且如果这些产品和服务给人造成了损失，企业还要承担更大的赔偿责任，可以赔得你倾家荡产。而现在总的来说是罚得比较轻的。
第三个“不”，我想讲一讲我们企业家不要忘掉弱势群体。
这个问题大家也听了很多了，弱势群体和我下面要讲的第四个“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发生争论最大的问题。改革开放造成了一部分富者和穷者之间的差距、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市场经济法律应该保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但改革开放以来抱怨的恰恰是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支配资源，从中得到好处。这就是人们对于腐败原因的争论。有一些学者认为腐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搞了市场经济，而吴敬琏教授——我也赞成他的观点，认为因为改革还不彻底，仍然有些行政机关掌握着资源。我们可以看到，解决腐败很重要的是要解决机会的平等。但形式上的平等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国家要向弱势群体、西部地区倾斜，这就要靠第二次分配、税收这个杠杆来解决。
我在1987年左右到比利时讲学，讲到民法继承制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问我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遗产税？我心想那时候中国连房子也没有，汽车也没有，有两辆自行车有啥遗产税啊？没想到他很惊讶，中国居然没有遗产税，这么美好的国家，我们死在中国吧。当然是开玩笑了。我问他遗产税为什么那么可怕？他说遗产税简直就是杀富济贫，财产越多的遗产税越高。有一次我跟吴敬琏教授对话，他说英国有一段时期最高遗产税累计到105%了。为什么生前赠予税跟遗产税那么高？比利时教授说，不劳而获嘛，所得税是劳动所得，遗产税和赠予税是不劳动所得的，当然要收高税率。我说我真的在那儿受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了。这税拿来干吗？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竞争不过的人也过着体面人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后所需要解决的。
中国的老百姓仇富的心理和仇权的心理，你不要太责怪老百姓。为什么有些人仇富？他认为有的人就是为富不仁。为什么仇权呢？他认为掌握权的人就利用权力来谋私。企业家一个重要的责任不要忘了社会上还有这么多的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竞争不过你，任何市场经济必然有一部分失败者，那么他怎么能过上正常人的、体面人的生活？当然我们不能仅仅靠国家，还需要企业包括企业家本身。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企业可能是世界上慈善做得最差的。美国很多的企业家，包括比尔·盖茨，赚的钱越多，很多都给了慈善事业、公共事业、慈善基金会等。有人说，不是富人不想捐钱，而是想捐钱没有路子，这也是一种观点。在中国想做慈善事业，政府有的还要管很多。但是总的说来，中国的企业家缺这个东西。中国的企业家可以一顿饭吃88888元，但是税征收不上来，我们应该感到很痛心。
最后，第四个问题，我想讲一讲企业家在当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就是不要让改革倒退。
中国今天面临着第三次改革的大争论。如果说经济学家先从郎咸平开始说国有企业被贱卖了，被瓜分了，后来更明确讲改革方向出现问题了，改革到今天应该问姓“社”姓“资”了，法学家相对还比较好一点。但是北大有一位法学教授巩献田，公开信网上一登，说《物权法》是违宪的，还有一些人支持……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确确实实仍然存在着倒退的危险。
今天我们大概可以说这场争论至少看出来，领导人发言了。这次人大开会胡锦涛主席明确讲了，改革不能倒退，改革继续前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也是明确了。实际上改革绝对不能动摇，改革没有退路，往后退是死路一条。
我始终觉得企业家应该是改革的急先锋。如果说学者中还有一些保守思想，或者说用传统的概念反对改革，如果说政府机构里面仍然有，都可以理解。而企业家应该是天生的改革派，没有市场经济我们国家怎么能发展到今天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家应该是坚持改革的旗手。我相信，从郎咸平提出争论到现在也有一年多快两年了，估计也再有一段时间，大体关于争论的风波就结束了，但是深层次的问题仍然要思考。我们很高兴“十一五”规划包括这次的人大，已经注意到改革在这个脚步上的调整，改革大方向不能变，但是改革某些领域里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
如果我们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法学家坚持这个方向，我相信中国的改革的历史潮流、历史脚步不会倒退。我希望企业家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感，使中国社会不要倒退，而且使中国社会还要再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