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香港景泰蓝商人陈玉书就是一个例子。陈玉书是靠经营景泰蓝发家的，他至今还占有香港50％的景泰蓝市场，而且同时经营贸易、地产、工业、娱乐业。 陈玉书出生于印尼泗水的一个福建籍华侨家庭。19岁那年，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的陈玉书告别亲人回国求学，考入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北京西颐中学执教7年。 “文革”期间，“怀疑一切”也怀疑到了有海外关系的陈玉书身上，陈玉书不得不携妻远赴香港。
第一桶金
抵达香港的第3天，陈玉书就在填海工地上当起了地盘工人。由于当时口袋里只有50元港币，他要求自己“节省每一个铜板”。每天中午，他总是独自一人就着开水啃面包；舍不得买报纸，他就捡别人丢弃的旧报纸来看；为了减轻负担，他和妻子约法三章：“谁也不准生病”。
虽然陈玉书汗流浃背地苦干，但命运之神却总是和他开玩笑。不久，填海工程结束，陈玉书也失业了，生活一下子跌到冰点。他不得不又一次四处求职，却屡屡因僧多粥少而被拒之门外。可偏偏在这时，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的经济能力无法再抚养一个孩子，只好找医生给妻子做人工流产。可是，他连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四处奔走找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才凑齐那笔款子。日后，他回忆起那段生活说：“那真是残酷的人生。” 后来，在岳父的帮助下，陈玉书谋到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月薪400元。尽管生活艰辛，陈玉书始终没有丧失奋斗的勇气和待人的热诚，而他人生的转折点也由此而来。 陈玉书人生转折点的出现很是偶然。有一天，陈玉书到公园小憩，看见一位妇女把小孩抱上秋千，却几次都无法把秋千荡起来。陈玉书主动上前帮了她一把。在交谈中，陈玉书得知这位太太是印尼华侨，她的丈夫是印尼领事馆的高级官员。事情总是如此凑巧，不久后，陈玉书的朋友有一批货在印尼领事馆办商业签证时遇到了麻烦，陈玉书便找刚结识的这位太太帮忙。朋友的问题不但得到顺利解决，并且在税率上享受了优惠待遇，节省了一大笔钱。陈玉书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5万美元的酬金。
成为景泰蓝大王
陈玉书从不讳言他的成功带有“运气”的成分，但还是把握机会却是他成功的首要因素。
有了这笔钱，陈玉书生活不愁了。他想，坐吃山空当然是不行的，应该趁着有点本钱做点生意。他办了一个“香港繁荣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大陆产品的转口贸易。虽然规模尚小，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做生意的。而且他又能吃苦，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陈玉书并不满足，他决定大胆开辟台湾市场。他与别人合伙购进了一大批台湾产的涤纶布，准备将这批货销往大陆。如果成功，一定能赚一大笔钱，公司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结台湾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脚，结果他花40万元买来的竟是一堆卖不掉的积压商品。这次上当几乎使他倾家荡产，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商海是多么凶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陈玉书做生意就很小心，没有再上过骗子的当。 经此打击，陈玉书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一面反省自己，收缩营业规模，稳住公司；另一方面积极收集信息，以图重整旗鼓。
1979年，港台商人纷纷进入大陆市场发展业务。陈玉书也来到北京，经过一番考察，他决定经销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蓝产品。他第一批购进了价值5万港元的货，运回香港后，很快便销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订购了30万港元货，同样很快就卖光。以后，他又多次订货，每次都是数十万元。这样，他就成为香港较大的景泰蓝经销商了。 然而，到80年代初，因为全球性经济衰退，香港市场对景泰蓝的需求量减少。陈玉书订的货比较多，一时难以售出，形成积压，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他日思夜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就在其他商人纷纷收缩业务、抛售存货的时候，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一连开了4家新店，在报纸、电视上大做广告。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场赌博，他把大部分销售收入都押上去了。
同时，陈玉书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景泰蓝产品花色品种单一，功能只限于观赏，已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改革产品是当务之急。为此，他频繁地往来于北京与香港之间，把世界最新的流行趋向通报给生产厂家，并指导工人制作。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景泰蓝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繁荣”公司销售量不但没有下降，相反还逐年增加。 1982年，陈玉书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由于世界经济持续萧条，北京工艺品公司积压了价值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景泰蓝产品急于清仓处理。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港商谁也不敢图这个便宜。陈玉书却独具慧眼，看好这个机会。他认为，景泰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世界经济不景气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一旦经济回升，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就会增加，景泰蓝还会成为抢手货。他想，若买下这批货，就等于拥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种最多的景泰蓝库存。思考再三后，他决定，订下这批货！ 按照他当时的经济力量，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唯一的办法只有向银行借贷。而银行家们都不傻，他们知道景泰蓝行业不景气，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陈玉书跑了许多家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同意贷款，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陈玉书咬了咬牙，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将所有的家产抵押出去，这才凑足了所需货款。他知道，如果这笔买卖失败，他又将身无分文。 货运到香港，他理所当然地打出“景泰蓝大王”的金字招牌，号称“数量最多，品种最全”。但同行都在暗中窃笑：看他怎么抛掉这个大包袱！陈玉书心里也悬着，他外表装得坦然，心里却像火烧一样。现在他是负债经营，每拖一天，贷款的利息就增加一分。 这时，忽然一个好消息传来：新加坡准备举办中国景泰蓝展览。得到这个消息后，陈玉书心花怒放，他立即带着所有的样品赶赴新加坡。展览会一开幕，参观订货的人就源源不断。这次机会，扫清了陈玉书登上“景泰蓝大王”宝座的一切障碍，他的公司营业额顿时扩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经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了。他的公司营业额占了香港景泰蓝市场的一半以上。陈玉书从实际经营中认识到，景泰蓝产品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朝“实用化、日用化”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其销售旺势。他组织北京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成功地研制了脱胎景泰蓝。它制作简便，成本低，可以制作台灯、壁挂等日用装饰品。他还亲自设计了景泰蓝手表、景泰蓝钢笔、景泰蓝打火机等各种日用品，这些新产品一上市，大批订货单雪片般地飞来。他销售的景泰蓝产品不仅畅销东南亚，还打入了欧美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开辟，陈玉书在商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景泰蓝大王”，又雄心勃勃地向地产业、娱乐业迈出了步伐，并在这些领域也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1982年到1984年，大批港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纷纷外迁，导致地产大跌，尤其是豪华住宅，几乎无人问津。 陈玉书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地产永远是向上涨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暂时现象。尤其在香港更是这样。现在人心浮动，房地产价格已经落到最低点，此时买进是不会错的。果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市面稳定了，房地产价格就像坐上直升飞机直线回升，陈玉书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赶快抛出。陈玉书说：“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我对香港充满信心，香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会因变化而阻碍发展。”他不愿做房地产投机商。现在，他在地产上的投资已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他的地产越多，信誉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担任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咨委、香港钟表业第7届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玉书事业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光要远，项目要大。眼光远，就是善于分析形势，不为眼前的困难所迷惑；项目大，是指项目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发迹在于三个机会：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艺品公司清仓的机会；二是几经努力申请到了贷款；三是通过新加坡景泰蓝展览会打响了牌子。他笑着说：“香港许多富豪都是这样依靠大的项目起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