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遗憾的是，另两家中国企业也并未能获渔翁之利，反而被吉宝集团好好利用了一回，当三家国内公司正在内讧之中纷纷扰扰的时候，三个印尼木材商人不知如何钻了这个空子，以略高于国内某公司给出的价格，买走了SPC28%的股权。
陈久霖解释，印尼木材商之所以没有全部买走SPC计划出售的77%股权，一是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二是它当时也希望国内另一家公司再去收购，以抬高股价。因为行业差异，印尼商人的收购目的，更多的是想过手，通过股价的炒作赚上一笔。这些都是陈久霖在很晚以后才了解的情况。
SPC28%股权出手的消息给了陈久霖沉痛一击！他用了“悲痛”这个词形容他当时的心情。获知这一消息的时间是2003年10月初的一天。虽然当时他还不知道是谁买走了这28%，但付给美林的50万美元和忙前忙后所做的大量工作，仿佛全都要在瞬间消失了。在陈久霖的个人理解中，这是“马上要到手的东西没了”。
曲线出击：走高层路线
天不遂人愿，陈久霖说。他对SPC的渴望如此强烈，但老天就好像有意的，偏要这样几起几落地折腾他。
尽管预料到会比较困难，但是陈久霖依然没放弃从SPC手中收购剩余股权的梦，他利用在新加坡开拓数年积累下的政商两界资源，利用各种途径曲折接近吉宝集团决策层，试图通过努力找到一个突破口。尽管他找到了许多“肯帮忙”的人，比如SPC的老板的老板。话是说了，人也见了，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但事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主要困难在价格上，陈想以自己的价格买，而吉宝集团方面则坚决不让步。
2003年11月，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访华，16位企业家随行，其中包括陈久霖。陈久霖发现吉宝集团的执行主席林子安也在其中，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吴作栋一行在昆明访问的时候，陈久霖一边参加活动，一边转着脑子想点子。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因行程紧张，要制造单独会谈的机会很困难，所以陈想了法子说邀请林先生早上6点钟的时候“共进早餐”。由于太早了，饭店餐厅还没有开门，陈久霖就在商务中心设了一个临时餐厅。由于没有自己的随行人员，陈久霖亲自出马，找店家叫了吃的东西送到那个临时餐厅里，然后开始对林子安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游说”。
这个机会显然制造得很好，所以谈话的效果“也非常好”，林答应回新之后立即帮助中国航油进行协调，还告诉陈如何开始行动的具体步骤。陈久霖说，按照当时谈的“那个程度”，他以为“这回是十拿九稳了”，“那段时间心情那个好啊”，回忆这一段，陈忍不住哈哈大笑，那一段的自我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能搞定”。在那之后不久，在经过了种种的接洽之后，而且是似乎一切都向好的方向扭转的时候，有一天，陈久霖正在国外出差，在马路上接到秘书的电话，说林先生来信“拒绝了”。陈怎么也不能相信，他让秘书立即把来信传真到一个路边邮局里，要亲自看。因为此时，无论如何，他都难以置信。
果然，坏消息再次不期而至。
陈久霖这一次用了“晴天霹雳”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的确很贴切。
这件事过去不久，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访问北京，陈久霖得知消息，就事先打听好李资政回新的航班，先飞回北京，买了和李资政同时返回新加坡的头等舱机票等着。然后，在那一天，他“恰好”在机舱里遇见了李资政，他们以前见过面，还曾经合影留念，这一切经过适当的提醒，头脑清晰的李资政一一想起，“Oh, Mr. Chen”。一路畅谈之后，李光耀最后答应回去看看“What I can do（我能做些什么）”。
接下来—有点扫兴—结果跟那位林先生类似，虽然经李资政热心推荐，陈久霖进一步接触了吉宝的某位重要负责人，但结局同样是白高兴了一阵子之后，随即再度乌云压顶。
逼迫陈久霖在“高层路线”上及时“迷途知返”的，是随着全球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趋势，快速进入良性循环的SPC，很可能关上售卖股权这扇大门的危险。当时，SPC的利润水涨船高，股票价格也一路上扬，本来吉宝集团有些领导并不准备出售SPC的股权，就是因为政府要求其剥离非主业，集中力量在优势行业发展，才被迫对外宣布出售SPC。而现在SPC能赚钱了，势头又这么好，吉宝就有理由打退堂鼓，于是渐渐收缩售卖股权的计划，眼看着收购的大门，就要彻底关上。
当时，陈也曾经想过采取发出收购邀约的方式，进行公开的敌意收购，但实力所限，风险太大，最后也只好放弃。死心塌地回转头
至此，陈久霖终于死心塌地回转头来，把突破的希望全部压到买走了那珍贵的28%的人身上。
第一步，当然是找到买走28%的人。
最初的消息隐约显示股权去向与印尼有关，当时有传言指可能是印尼总统梅加瓦蒂的丈夫收购了股份—因为谁也想不到印尼木材商人如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突然拿走了它。2003年10月7日，10+3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总理温家宝等高层领导正在当地出席会议。陈久霖带上投资经理，直奔巴厘岛，希望通过借助上层力量，寻求机会找到那个幕后投资人，说服他把股票转卖给中国航油—当时陈认为他们目前只是草签了协议，如果方法得当，应该还有机会。
巴厘岛的南部已经处于半封锁状态了，位于南部海湾的会议举办地找不到可以下榻的像样一点的酒店，陈久霖和助手们就“像特务一般地等在一个路边小招待所里”，期待着大使馆的消息，陈之前电话联络到大使和参赞，要求他们帮助了解是谁买走了那28%。也就是在这个等待过程中，陈久霖一行“忽然来了灵感”—也许买方跟中国有联系！于是就在那个小招待所里（本刊记者8月21日曾经前往印尼巴厘岛，试图找到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路边小店，去了才发现，除了几个主要由外国人开发的五星级度假酒店外，到处都是极相似的矮房子，几乎难以分辨），立即开始列单子，把能出得起1.9亿新元（28%SPC股权的价格）的印尼华人富商的名单一一排列出来，逐个筛除，看看谁最有实力，谁最可能冒险。
虽然经过了种种曲折，并动用了许多国内、国外的“关系”，但就凭着一股势在必得的劲头，用这样一种古老的“笨”法子，那个神秘的幕后投资人还真的让陈久霖给找出来了，这对当时的陈而言，真有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