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2001年2月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后，史美伦就站在了聚光灯下。三年来，她的每一次公开露面、她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各界的热烈反响，猜测和议论伴随了她的整个任期，包括她的去留定夺。如今，尘埃落定，这位来自香港的“女监管”正式作别中国证监会。
1949年底，史美伦出生于上海。两岁时，她和家人一起移居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学毕业后的史美伦远赴美国求学。1972年在拿到了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文学士学位后，史美伦结了婚，丈夫为美国求学期间结识的查懋成。
查懋成的父亲查济民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懋成在美国所修是工商管理，学成之后亦从商。史美伦在有了一双儿女，年近30岁时，决定再进课堂，修习法律。
在30岁时当一位“妈妈学生”，这个选择并非易事。 “战后香港的环境还不是很好，而年轻人都有很强烈的求上进的愿望，”史美伦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成长的年轻人，很多都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同时，她也深感自己的幸运。上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正经历着快速变革，女权运动渐入高潮，女性地位提高，就业机会也比以前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史美伦才得以再进课堂，而当时包括香港在内的许多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可能。
1982年，史美伦如愿以偿，拿到了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起，她成为美国执业律师，获准在美国加州及美国联邦法院执业，并进入著名的旧金山市的Pillsbury, Madison and Sutro律师事务所工作。
1985年，史美伦和家人迁回香港，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其间，她曾赴上海老家创办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虽然多年未在内地生活，但史美伦对于内地的情况并不十分陌生。成为律师之后，她曾任多家国际大型企业的法律顾问，因为客户业务也经常回国。作为律师，史美伦的主要领域是包括商业法、公司法以及跨国公司的投资事宜，她曾参与过麦当劳、可口可乐、宝洁等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贸洽谈，特别是对北京第一家麦当劳的开业着力甚多。
回港做了六年律师之后，史美伦面临一次职业生涯的转折：任职香港证监会。香港曾在1987年经历了股灾，政府痛定思痛，于1989年5月成立了旨在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证监会。正是从本地及海外招兵买马的时候，证监会主席Robert Owen亲自出面，诚恳相邀，史美伦最终决定转行。1991年1月，她正式加盟香港证监会，担任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是早期香港证监会高管人员中仅有的两名中国人之一。“当时香港对证监会有很多攻击，我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磨练出来的。看到、学习到很多，监管的原则性问题要坚持，但亦需考虑执行时的实际情况，基本原则是不能随时改的。”史美伦回忆道。
90年代的香港股市从低谷升起，香港证监会参与了香港市场的专业化建设过程。史美伦觉得自己“看到香港证券市场整个发展过程，也从不同国籍的监管者背景、经验，学到了很多”。
史美伦很快升任为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高级总监、执行董事，并于1998年出任副主席。她负责统筹证监会各部门的政策制定工作，特别是负责收购兼并法律的制定执行。由于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各司其职，对收购兼并的监管被普遍视做证监会最具实权的工作。同时，史美伦也掌管着香港证监会的机构资源部，包括所有支援职能以及公关与投资者教育等部门。
在香港证监会长达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史美伦经历了数轮市场的大起大落，应对了各种矛盾和挑战，其中很多成为经典的监管案例。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著名的“怡和事件”，1997年春末夏初香港证监会与香港联交所联手打压操纵股市的庄家等。这让史美伦赢得了“铁娘子”等称号，成为香港证券市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在史美伦离开的时候，证监会的同事们送给了她一幅字留以纪念——“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这幅字后来跟随史美伦来到了北京的办公室。
赴任北京是史美伦职业生涯的一次巨大转折，这让她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2000年，北京的友人向她转达了来自朱镕基总理的邀请。史美伦称自己当时“受宠若惊”。
2001年2月，史美伦正式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她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从海外聘请的第一位副部级官员。其实，史美伦对内地的证券市场并不生疏。1992年到1993年期间，中国证监会尚未成立时，史美伦就曾与国家体改委的有关人士合作，参与起草H股上市的条款和各种文件，经常往返于京港之间。
其时的史美伦已然让合作方看到了她强硬的一面。对内地情况的熟悉并没有让她放弃监管原则。史美伦曾表示，在与内地官员经过了冗长的磋商后，双方取得认同：内地企业与其他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结果是“我们再度贯彻了这一原则”。
被香港证券圈里同事们直呼其名“Laura”的史美伦，一直习惯于低调行事，在内地的“众所瞩目”多少让她有些不适应。她上任的2001年正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年，这一年开始了一轮对违规上市公司的严厉查处，这一切被自觉和不自觉地与史美伦联系到了一起，甚至有人称，连股指的涨跌也和她有关。史美伦对此笑言，“太高估我的力量了”。
作为所谓“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史美伦一直是部分市场人士攻击的重点。2003年初，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以及副主席高西庆相继离开证监会后，市场即传出史美伦亦将离去的消息。那也正是她任职到期的时间——2001年接受邀请的史美伦曾答应只干两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史美伦坦陈自己当时确有去意，首先是出于“家庭考虑”。但想到当时对股票发行上市的大刀阔斧改革工作——包括发审委的改革和保荐人制度的建立尚未开展，在有关领导的挽留下，她决定留任一段时间，直到主要的改革工作告一段落。
史美伦也曾指出，所谓的“做事不懂国情”也许是自己最大的缺点。但她同时表示，做监管工作一定会受批评，绝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基本原则。
史美伦直言不讳，痛陈中国证券市场“四大病”——上市公司缺乏盈利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责任意识淡薄；市场的操纵行为比较普遍；投资者的素质有待提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曾表示，自己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是没有资源和时间去做投资者教育。
去职的史美伦没有完全离开这个市场。在最近刚刚成立的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中，史美伦担任副主席，任期两年。史美伦留下的甚至不止这些。在中国证监会，史美伦捐出自己国内工作大部分薪金所设基金，为证监会官员赴海外培训提供了财务支持；在北京大学，她建立的“史美伦奖学金”已经支持新建的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将一批批在职财经新闻人送往海外媒体实习考察。最近，并在伦敦经济学院建立奖学金，每年提供一名大陆学生念硕士学位的全部学费。
卸任后，史美伦将会担任数家香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念及在国内推行的独立董事改革，她笑言自己是“身体力行”。此外，她还有可能参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公职，但不会是全职。
身为女性监管者，史美伦并没有感觉自己的性别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大家特别的关注，史美伦认为与个人性格有关，“我对很多事都可以看得开，做事最重要，结果更重要。” 史美伦的一句习惯用语就是“I look at results”(我看重结果)。
她说：“我不太会讲，也不愿意多讲。即使这样，偶尔讲的东西也往往容易被曲解。在我看来，多做少讲是比较实际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说，看results(结果)。”
对于压力和指责，史美伦表示能够心平气和，处之泰然， “正确的意见我会借鉴，其他的，我不会放在心上”。说起家庭和子女，史美伦感到满足和骄傲。在她看来，做女人的选择比较多，工作不一定是生活的全部。
在中国证监会的三年间，史美伦最初是两地奔波，每两周回港一次，其间有时先生来京小聚。今年母亲在上海病重，史美伦的“空中飞人”生涯又多出一站“上海”。“那时候真是很累很累。”她承认说。或许就是长年的工作劳碌，史美伦在这期间曾入院做手术。如今虽已痊愈，但仍需要休息。
暂别内地，史美伦得以回到香港与家人共享天伦，更少了鞍马劳顿。但在大陆、在香港，她还有很多工作能做，也需要她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