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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企业不应该再像国企一样吃大锅饭，不应该人浮于事，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好的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双手急切地摸索，抓到了那个叫松下幸之助的日本老头儿。质量、人才、经营——企业家们大致看到了一个成型的现代企业的形式。他们沿用日本人的称呼，把松下叫作“经营之神”。
然后另一位神祗降临了——艾柯卡。他的出现应和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急需扭亏，而艾柯卡在美国做的就是同样的事，而且做得惊人地好。他被尊称为“扭亏之神”。张瑞敏、倪润峰、汪海，这些后来名字响遍中国的企业家，最初面对的问题都是如何扭亏为盈。
在经历了市场的蓬勃向上之后，竞争日趋残酷，联想、海尔、长虹等实战经验丰富的企业开始转而向内，根治“大企业病”，掉头向外，把触角伸向海外。
在企业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他们找到了李嘉诚和杰克.韦尔奇。这时候，人们开始把“中国”二字加在“企业家”前面——他们看上去已经脱胎换骨，实质是他们领导的企业深入了人心。
他们开始成为国内企业家效仿的对象，频繁出现于各种场合“布道”：关于管理，关于职业经理人，关于企业接班人的选定……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英雄们登场了。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迈克尔.戴尔，这些人改变了财富的增长方式，成为新的一轮企业家偶像。与之相应，国内也出现了张朝阳、王志东以致后来的陈天桥。
在中国企业20年论坛上，王石上来大谈自己的光头与胡子。这看似矫情的开场白意味着中国企业家已经有了自说自话的底气，已经不需要再大段地引用甚至背诵外国偶像们的格言了。正如韦尔奇最近一次到中国后发出的感叹：他们(中国企业家)与5年前大不相同了。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的流行音乐、文学等艺术门类一样，中国企业在短短20年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路，流派纷呈，偶像频换。我们的企业家的摸爬滚打结出了果实：他们自信起来，开始精细地研究自己企业面临的问题，把那些偶像们的变换淡化成了背景。当倪润峰开始从王熙凤、李东生从曾国藩那里汲取管理经验时，说明中国企业家已经能够针对自己的病症给自己下药了。
中国企业界20年来的偶像变化，实际上是寻找一个真实的自我的过程。
松下幸之助 经营的样板
松下幸之助是中国企业家抓住的第一根稻草。自此，他们开始有了经营企业的观念。
这位偶像人物之于中国企业界相当于罗大佑之于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虽然他们时刻被更新的潮流追赶，但并不因此而被掩盖。
话说当年，日本产品长驱直入，其电视广告有一特点，在一番巧言令色之后，必要唱上一段儿，比如“TOSHIBA TOSHIBA 新时代的东芝”，“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这其中，似乎只有更为简约的“松下电器”如今还时有耳闻。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如今的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显泽还在浙江大学读生物工程。多年后，谈到自己的读书生涯，他很甜蜜地回忆起从图书馆借回24本一套的台湾版《松下幸之助全集》的情景。虽然繁体竖版，但苏读来如饥似渴。
张瑞敏的回忆更富有历史感：“80年代初国内能找到的只有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书，所以一开始在企业质量管理的办法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这位于1989年去世的日本长寿企业家，还给中国企业界带来了产业报国、团结一致、奋斗向上等精神，让我们的企业家懂得做一个企业就是在做人(这话至今尚能经常听到)。同时，松下所坚持的全面质量管理、服务第一等理念也让中国企业找到了形式感——一个优秀的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
想想吧，当时我们所能见到的国企之外的中国企业标本有多简陋。中国企业家把松下的管理思想简化成为“质量和人才”——这在当年是多么热门的说法啊。
松下幸之助把人看作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对职工进行多方面的培训(这又曾经是一个多么时髦的词)。松下幸之助让职工反复诵读公司的目标、使命，认为这是能让公司精神永久传扬的途径。员工每天晨会背诵公司精神，早已不仅仅是长虹一家企业在效仿。
现在，我们最常看见的保险公司、饭店员工们齐呼企业口号的场面应该与松下有关。
1995年，四川长虹提出“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口号，让人在购买其产品的同时倍感爱国。想必倪润峰不会否认，他的老师正是松下幸之助。
2001年，华为总裁在《北国之春》一文中写道：“在松下电工，不论是办公室，还是会议室，或是通道的墙上，随处都能看到一幅张贴画，画上是一条即将撞上冰山的巨轮，下面写着：‘能挽救这条船的，惟有你。’其危机意识可见一斑。在华为公司，我们的冬天意识是否那么强烈？是否传递到基层？是否人人行动起来了？”
松下幸之助得到中国企业家的广泛认同大概还有另一个原因：他9岁被送到一家自行车商店当学徒，之后又到一家电灯公司打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