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回首和我投缘的人，似乎还是昨日之事。有时午夜梦回，我会突然想到他们中的某一位。
逢着人生遇合之事得不到解释，佛教便说这是靠的缘分。比如，“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成为无齿之徒。
我不是佛教徒，但在祖母的熏陶下，从小就相信缘分。回首和我投缘的人，似乎还是昨日之事。有时午夜梦回，我会突然想到他们中的某一位。
父亲
母亲生我后一个月，因产褥热不治故世。记事以来我仅从照片上认识母亲。九年后，父亲带了继母回来。
继母出生于南昌的一家破落户，虽属名门，式微已久，知书而不识理。每天不打麻将时，她便手捧《红楼梦》，还以为一朝嫁人，夫婿须要赡养她的全家。
可是她又死爱面子，不说她要钱接济娘家，反而造出种种理由，说我要衣服鞋袜，还因为我自幼身体孱弱，每日需吃营养品。拿这些理由，一封封信给父亲要钱。
父亲起初是有求必应，但后来起了疑心，因为衣服鞋袜和牛奶鸡蛋究竟所费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趁公差之便，突然回到家里。
我记得当时父亲呆呆地坐在我的衣箱旁边，箱盖打开着，一旁堆着我的衣物：一套发了霉的棉衣裤，几件夹衣衫，几件长褂，几套短衫裤，此外便是前穿后通的一堆破烂袜子。
到后来，表姐们告诉我说，父亲和继母离婚了。埃德加小姐
我第一个美国教师埃德加小姐，是美国浸礼会派来教书的。那天我们上学时，天忽然乌云四合，不久便下了瓢泼大雨。我当时正在学副词，只记了个副词可以形容动词。
于是我说：“It’s raining hardly. ”这时埃德加小姐便说：“It’s raining hard. ”
可是第一次我还没有听明白，再说一句“It’s raining hardly. ”埃德加小姐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又一次纠正我——“It’s raining hard.”
我猛然感觉到自己一定把hardly这个词用错了，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下课后埃德加温和地对我说，读书时要勤查字典，明白单词的不同变化。她不是在班上直接指出我的错误，如果这样做，肯定我下不了台。但是她要我自己发现错误，并由自己改正。
这个故事让我养成了勤查字典的习惯。1932年她回国，我去码头送行，她含着眼泪对我说：“我将天天为你祈祷。”戴望舒
我1938年２月到香港，见到望舒是很偶然的。
有次我的同学陈宪要到《星岛日报》找张光宇，邀我同去。到编辑部时，只见靠窗的写字台前，有一人在伏案工作。他听得脚步声，便抬起头来招呼。他一面和我握手，一面深深地端详着我，最后迸出一句话来：“奇怪，你的脸好熟，我们哪里见过？”“想不出。”“你是杭州人？”他还是拉着我的手，我点点头。
“你在皮市巷有亲戚朋友吗？”他又问，神情中似乎又回到了故乡。“我有个同学住在那儿，姓李的。”“对，对，就在他家，我的亲戚。”我也有些愕然，“你的记忆真好！”“不，我听出了你的杭州口音，冒险猜一猜的。”
“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我选了一两篇准备刊在《星座》上。”
可以说，望舒给我开启了一扇进入文坛的门。乔冠华与龚澎
1942年，乔冠华从香港撤退到重庆，曾住在我家里。
有一晚我们举行读书会，龚澎、老乔却迟到了，我们先到的人都以他们会不会出意外而担心。正在焦急时，龚澎、老乔却排闼而入，连声说快事快事。
原来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发觉后面跟了两条尾巴，亦步亦趋，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于是他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
特务冷不防他们这一着，险些撞在他们身上，龚澎和老乔便开始教训他们，说什么事不能做，却要去当特务，问他们以后是否还要盯梢，训得这两个特务狼狈不堪，连声说不敢不敢，转身遁去。
梅兰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