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是个商业社会，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打上商业烙印。” 孙健君从不放充追寻梦想的机会，做文化商人也一样是为了实现艺术梦想。比如他的亚洲电影梦，与在以电视内容制造为主业的派格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但是，也让派格的未来多了一种方向。
北京台并非不劳而获
派格太合的节目主要出现北京台、上海台以及中央台，这条路线完全迥异于唐龙的全国播出模式。孙健君认为，派格太合走的是精品路线，节目形象和受众都是大城市受众群体，全国发行比较累。最优选择是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兼顾全国。
对于北京台，孙健君可谓是又爱又恨：“过去，北京台的合作条件比较优厚，广告操作空间大，只有在北京有赢利的可能，可以本利全收。不过现在，即使你做得好也不成，从去年开始北京台对民营电视制作公司有了更多限制，民营公司不可能在北京台收回全部成本。”
派格太合旗下的王牌栏目《环球影视》最开始播出时只在北京台，收益收视双丰收，有上千万的广告收入，派格当时是全额投资，广告收入与北京台五五分成。孙健君称“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在一些人眼里，北京台不出资制作节目，还要和民营制作公司分摊广告利润，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孙健君却看得很坦然：“我不认为北京台是不劳而获，这是国家资源的问题，电视台作为播出平台是垄断性资源。就像你盖房子需要买地，因为土地是国家的。我不认为与国有媒体进行这样的合作是不合理的。当然，如果卖掉的钱都不足以弥补你的制作费用就不行了。”
我们都不构成竞争
作为国内四家优秀的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商，光线、欢乐、派格与唐龙四家之间激烈的竞争程度可想而知，因为每家电视台每天留给娱乐节目的时间有限，比如就2-3个小时，而四家平均日常节目量达到了6个小时，电视台常要面临选择，到底该选谁家的节目。
孙健君却看得很豁然，他认为，光线、欢乐、派格与唐龙四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只是狭义上的理解。“从广义上来看，我们都不构成竞争，因为不算全国几百家电视台，光是中央台和北京台就有20多个频道，共计达160个小时的需求量，这么大的需求就是再多十个光线也分不过来。问题不在于这个，而是我们的生存空间有限，平台太小，如果空间开放得再大一些，几家公司根本做不过来。”
孙健君举了中国唱片公司的例子，中国的唱片公司之间不像是敌人，而更像是朋友，因为正版唱片在市场的占有率加起来才5-8%，有90%的市场是被盗版占领了，只有克服盗版现象，竞争才能开始。
如此看来，四家现在共同的课题是需要更大的平台。他们的专业能力与生产能力可以十倍甚至二十倍于现在的水平。“比如我可以翻越50米的台子，但你只给我20米的台子，台子这么小，我怎么能翻出更高的水平？”孙健君认为，无论是光线、欢乐、唐龙还是派格，都还未真正显示出各自的水准。
王长田为什么这样说
光线王长田说，谁再说他是电视内容供应商他就和谁急，这句话孙健君也听到了。
这是王长田在今年3月的福布斯中文论坛上说的。“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原因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发展都很快，一天生产6小时的节目仍然没有达到饱和，谁需要这些节目，观众需要，但电视台不给，我们都面临着舞台不够大，平台不够大的问题。”
孙健君认为这是王长田的心声，也代表了其他几家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商的心声。无奈之下，他们都选择了新的业务拓展空间，如新媒体、演艺活动和投拍电视剧等。他们的共识是：在做精了没用的情况下，就不如做泛算了。
这是一种很消极的无奈之举，有劲使不出让人难受。但是，整个国家传媒体制的变革又确实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从电视发展的需求来讲，我们都不够大，我们应该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我们是四足鼎立，简直就是可笑。”孙健君否认了四大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商的说法，在空间不充分的时候，在播出平台没有市场化的时候，谁都不能称自己够大。
从商绝不是什么艺术
孙健君有很深的电影情结，从其承办的许多电影活动和派格制作的电视节目《环球影视》、《东方夜谭》就可以看到。而孙健君也曾经表示，自己穷多年之功积累下来的学识、经验、资金等，都是在为实现电影之梦打基础。
“中国电影发展的一百年里，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未来肯定不行，这样对电影缺少后续开发是没有保障的。电影是很大的产业，需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由于电视的发展等原因，中国电影正处在萎缩的状态，早些年有个叫《三笑》的香港影片曾经创造了三、四亿人观看的盛况，各影院门口都排着长龙，可谓盛况空前。是当时的制作水平比现在先进吗，不是。如果按现在一张电影票人民币30元来算，那就是120亿的收入。”
孙健君认为，既然曾经出现过这样大的票房数字，就说明电影产业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光靠国内市场拉动票房肯定不行，因为去年一年中国各大影院的票房总共才15个亿，要迅速改变这个情况就要建立一个“亚洲电影”的概念。
“低成本电影制作与电视剧是没太大区别的，只有大制作的电影才能拉开与电视的审美区别。大制作要靠大市场来保障，大市场就是整个亚洲市场，这样才能充分将市场炒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