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今天杜教授讲得很详细,大家知道中国是儒、佛、道,在目前这中三教合一的状况下,表现得很明显。儒家的这种孔子,他强调的东西实际上是在维护农业社会的制度,他本身应该讲,儒家应该并不是没有糟粕的东西,根本上是维护农业社会的制度,在春秋战国阶段也带来了战乱。所以他提出来的“仁、义、礼、志、信”,这是他感叹当时的情况,认为诸侯们做得太过分。比如说天子用九鼎,但是诸侯,这些王们也用九鼎,他所提出来的这些东西最初的目的是维护奴隶制度,但是最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汉朝董仲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也有糟粕的东西,比如说“惟小人与女人难养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别歧视了。
“五四运动”之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进行抨击,对传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了我们基本的道路规范了,我们的执政党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理想的大同世界的设想,当然很好,但是我们当时的情况就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硬套到我们社会就成了相反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拜金主义、唯利是图”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冲到了我们的社会,就把我们原来的社会秩序破坏了,形成了一个真空,导致了传统文化道德的规范的破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整个的市场环境形成了一种信用体系的缺失,中国现在没有信用体系,现在什么的企业的三角债,都没有诚信,这是非常可怕的。
在员工层面呢,我们企业的稳定性很差,因为员工没有这样一个道德性的约束,做事情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老板也是这样的,我用得着你就用,用不着你就把你踢开。所以中国企业现在很难,中国的老板也很难。
第三个我想讲讲中国企业的管理之道,既然我们想象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比如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就是说西方的人文的东西是以人为中心的,他认为人是灵长动物,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所以他讲“征服世界,征服自然”,他根本没有想到人是自然之中的一个物品,没有想到人要和自然协调,所以就是对人和自然的一种掠夺,这种掠夺到最后后悔的是人类。但是他也有很多积极的东西,刚才杜教授讲了很多积极的东西。我这里讲西方文化和儒教文化应该有一种结合,结合起来才好,包括佛教文化。因为其实儒家文化我们提倡入世,佛教文化提倡出世,入世和出世要结合起来。以前我们提起来叫“十年寒窗苦,一朝跃龙门”,这些东西都是叫做我们要入世,要做一番事业,你既要像儒家这样入世,积极主观地做事情,同时要适当地遏制你的欲望。如果说你忽略了哪一方面都不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能够从一个企业来说,要坚持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基本一致,凡是那种企业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社会发展的综合利益,完全地唯利是图,肯定是会垮掉的。
第二个你要有企业自身的文化体系,如果让你的组织生源,刚才你的企业生源取决于你的企业的下属体系,核心体系的情况必须要体现,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企业也不会好。同时要建立相应的运营体系。给他文化的塑造提供了一个架构,因为企业的文化我给它的定义是全体企业员工行为习惯的组成,而这种行为习惯除了价值观的灌输之外,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那种规范的形成。
再一个说我们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中庸”之道,这是我们做事的管理之道,就是说我们最近要在适当地变革中平衡发展,我们讲,实际上是我们体现了这种中庸之道,像做事情的原则基本上是用正确的方法、用正确的时机做这件事。也许这件事对了,但是时机和方法不对,结果也不好。我说这件事情的意思是说,如果你80%的员工都不接受这件事情你还要去做,结果肯定不好。所以我说管理是门艺术,除了靠科学还要靠你的感悟,感悟到什么是正确时机。做事要先有情后无情,做事情的时候你的员工要改变观念。我们常讲,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是如果80%的人思想已经统一了,有10%的人就是固执己见,那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换观点就换人。
第三点,大力弘扬处世立身的诚信原则。这些观点其实就是修身,富于贵不以损益也。我们讲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并不是字面的意义,吃小亏就是暂时给客户利益。占大便宜就是长期的利益。
方正的理念就是实实在在做事,方方正正做人。这是一种理念。六年前的时候,我到方正,媒体会说,方正历史上都是两年一换,你准备待几年?我说我来了方正历史上两年一换的情况不会出现了。因为我说,我在我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同时也绝对不会拉帮结派。我说企业的领导人要讲政治,但是绝对不能在企业内部搞政治,最后一点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是整个公司的力量是无穷的。
所以说方正集团将与中国其他企业一道,共同努力做成为世界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品牌。我们将努力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人文精神融合到一块,把糟粕的东西抛弃掉,我觉得这样中国的企业是有希望的,中国的经济也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