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各个年代，郝舫都享受过众星捧月般的辉煌。
80年代中期，在诗歌占据社会王座的日子，他在武汉测绘大学教哲学。台上的他口沫横飞，批判琼瑶、宣讲西方文化，台下的听众如痴如醉。
90年代末期，赶上网络热潮，他成了MTV中国网站总监。在中国大饭店的网站发布会上，他一出场，下面掌声雷动。台下的年轻记者都是看着他的《伤花怒放》、《灿烂涅槃》长大的。今天的郝舫似乎已经远离大众，他在星空卫视做高级经理。但在虚拟空间，在网络游戏“魔兽世界”里，他扛着大斧子走来走去，招来小孩们羡慕的眼光。
如此风光，也许这要归因于他的先知先觉。从哲学到摇滚，从另类书店到启示录文化，从互联网到网络游戏，他总是比别人抢先一步占据大众文化的潮头浪尖。
寻找出口
历史往往反过来左右关于历史的叙述。关于郝舫，绕不开摇滚。
“很多作家、搞音乐的、搞电影的，都有这样的经历：突然，某一瞬间，很偶然地被什么作品击中。觉得这个太牛了，得去探索它是什么玩意儿。”
给郝舫带来电击的是电影《现代启示录》。80年代中期，他在录像厅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那时候音响很差，但音乐的确震撼。美军直升机攻击时用的是瓦格纳的《女武神》。在我看来，老瓦那气势磅礴的音乐已经是古典的大成了，可是‘大门’的音乐一出现，把古典音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击得粉碎。”
“大门”乐队的灵魂吉姆·莫里森，摇滚乐的最高境界，竟然成了郝舫的入门第一课。难怪日后他对中国摇滚甚少评论。“Beatles的歌我都觉得老土，中国摇滚就更别说了。这是感情问题，没法改变。”
等到郝舫提笔书写摇滚文化，已是1993年。90年代初，摇滚乐资源少得可怜，更别提有关的书籍了。于是，郝舫苦心孤诣写成的《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成了中国摇滚乐的圣经、必读书和敲门砖，甚至被《城市画报》列为“70年代人的必读书”。“伤花”、“被缚”、“抗争”成了吸引一代离经叛道的年轻人竞相购阅的主要因素。
不过，在作者心中，《伤花怒放》其实有着别样的写作初衷。在书的每一章，大多是先讲摇滚史，后有大段哲学阐述。饥渴的年轻人把目光投向摇滚乐手的逸闻佚事，但在郝舫，他却试图以摇滚的抗争历史，了结自己对理想时代的回顾与困惑。
从1980年上大学一直到1990年研究生毕业，整个八十年代他全部在学校里度过。“我想追问的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繁盛的、精神追求的运动，为什么以悲剧收场。”《伤花怒放》仿佛憋了一口气，它为郝舫90年代初的苦闷思考提供了一个出口。
精神导师
在一次访谈中，郝舫认为，“写作无非两种，一种是想自我表达，一种是想跟别人交流，我呢，作为第三种，我是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可以走另一条路，也可以不把所有的钱花在这些塑料片上。”
1992年，郝舫曾写过一个小册子《将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大众文化中的流行音乐》，在书中他预言了涅槃乐队主唱柯特·科本的自杀。科本也成了他的第三部书的主角，《灿烂涅槃——柯特·科本的一生》。“这书着力太多，太费脑筋。但我敢说，即便你把美国人写的关于涅槃的书都拿来，我的书依然无法取代。我的出发点是他的作品，从作品里挖掘东西。”
“你从没接触过他的生活环境，怎么可能比美国人写得好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以赛亚·伯林的原因了。看过他写的传记，你会觉得其他人写的同类传记都很傻。伯林从没接触过这些传主，这些都是死了50年的人。他为什么写得那么有激情？因为他占有资料特强。他有精力、热情去占有资料，而且他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同一个事实。在他笔下，事实变成另一种逻辑、另一种历史。我觉得，不管是学者、作家，还是记者，做到这一步，就没有人敢和你叫板了。”
以赛亚·伯林曾让郝舫精神沸腾。“当时报社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四中。有天我精神痛苦，睡不着觉，就给精神导师写封信。是那种半透明红色横格的信纸，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大致内容是，我可找到指路明灯了；雄心壮志的，要把你的书翻成中文。其实，他在音乐方面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他觉得只有他才是哲学，福柯那根本不是哲学。我现在已经不那么崇拜他了。”
在全社会都为商业和金钱而疯狂时，郝舫却偏要和社会主流较劲。1996年他放弃《中国教育报》的稳定工作，辞职开了书店。旁人都以为他疯了。
“他们说《伤花怒放》能卖3000本就不错了。我说，真卖不动？那我自己卖。我走火入魔，就想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他把 “舫”字拆开，取名“方舟书店”。书店经营惨淡，“我喜欢的书一个书架都装不满，其他烂书我又不屑于摆上去。”不过书架上放的《麦田守望者》、村上春树的小说，几年后都成了臭大街的畅销书。“我没有做生意的天才，但我有观察潮流的天才。”
在金钱上亏本的郝舫，却在另一面获得长期收益。特立独行的“方舟书店”成了北京先锋青年的精神家园，很多文艺青年回忆往事时都会提到这个书店。日后郝舫掏出名片时，很多人都会抬起眼睛，“哦，你就是开方舟书店的那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