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了解，刘虹后来搬到了位于长沙市车站北路的高档社区——梦泽园。通过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英才》记者联系到了刘虹的妻子龙晓宁，但她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要求，甚至不同意和《英才》记者直接通话。稍后，《英才》记者直接把电话拨过去，刚说明来意，接电话的一位女士便一句“打错了”挂了电话。第二天，再次拨通这个电话，对方一位女士在问清楚记者的来意后，又以“龙晓宁不在家”为由挂断了电话。
从企业家到囚徒“他编织出了一张自己的庞大网络，但最后自己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透过真真假假的种种传闻，我们可以渐渐清晰地看到：人脉经营是经，资本经营是纬，刘虹凭借两者编织出了一张自己的庞大网络，但最后自己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刘虹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资金链的崩裂。4.2亿购买股权的款项，总是在查账时才出现，从来没有真正投入使用过。据说主管日常工作的副总经理樊耀传，职工经常为发工资去找刘虹要钱。据谢茂拾分析，刘虹这些挪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拿去还了债，因为那些钱本来就是拆借而来的。
刘虹失败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过分依赖自己一手打造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人评价，刘虹是“成也彭善文，败也彭善文”。在2002年3—5月间，刘虹准备收购酒鬼酒时，彭善文任湘西州副州长、酒鬼酒董事长，负责该企业国有股份减持、转让工作。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刘虹以好友身份先后4次送给彭善文3.94万英镑，折合人民币51.37万元，资助彭善文的女儿去英国留学。彭善文于是“投桃报李”，将湘西州政府与其他公司的谈判内幕告诉刘虹，并向其透露谈判底线，使成功集团一举获得了酒鬼酒的控股权。2003年5月14日，彭善文因私生子一事受到省纪委召见，进而牵出腐败问题。2004年12月23日，彭善文被长沙市中级法院判处11年有期徒刑。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独董评价，当初刘虹凭借自己在湘西自治州良好的人脉关系，一举入主湘酒鬼。但湘酒鬼是一个官企不分、裙带关系严重的国有企业，一些政府官员把这个地方当成了镀金的地方，往往捞一把就上岸。刘虹如果真想励新图治进行改革，必然会触动原有的利益阶层，从而让自身置于自己一直信赖的关系网的对立面去。刘虹根本没有资格和勇气去做到这一点。
据湘酒鬼酒厂职工介绍，因为挪用岳阳恒立1个多亿的资金，岳阳市公安局曾来长沙抓了刘虹三次，但最后之所以没有成功，职工们推测是因为刘虹在省里有过硬的关系。但这一次，他捅的窟窿太大，任何人都保不了他了。也许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被羁押后的刘虹“态度积极、主动”，“很配合政府的工作”。
在众说纷纭中，刘虹的个性也呈现出多样性和矛盾性：
有人说他知恩图报——成功集团最初的三名股东中，除了刘虹和龙晓宁以外，就是彭晓春。彭晓春原来是湘酒鬼的副厂长，在刘虹困难的时候资助过他。1996年他离开了成功集团，据说刘虹还给了他一笔钱；永顺县老县长杨安位还记得，自己2000年患骨质增生时去长沙“附二医院”治疗，医院离当时成功集团的总部仅一街之隔。他一打电话，刘虹马上就跑过来了，很热情，还请他吃了一顿中餐。而在永顺县一中百年校庆时，他出手阔绰，捐了30万元酒鬼酒、30万元花炮和40万元现金。
有人说他心胸狭隘——当年他曾想到永顺县投资搞一个钢材项目，但当时的官员思想比较保守，认为他是一个皮包公司，所以没有答应。这导致他后来对家乡的建设很少有捐助。
有人说他年轻有为——杨安位一直都坚持，认为刘虹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够在分文没有的情况下，闯出一片天地来，的确不容易。”在采访湘酒鬼现任董事长杨波时，他也坦言，刘虹上任之后做了不少事情：他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与深圳一家公司高达6000多万元的经济纠纷；他弥补了酒鬼酒的一些市场空白。
有人说他刚愎自用、投机性太强——刘虹把炒股中孤注一掷的赌性，移植到了做其他事情上来。湘酒鬼多年来因种种不规范的运作，遗留下来包括资产、债务、法律、机制、管理、人员等一系列问题，在内行人看来已是病入膏肓、日薄西山。当刘虹把收购“酒鬼”的主张提交董事会讨论时，遭到了董事会所有其他成员的反对，但刘虹执意要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在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刘虹对自己个人的感觉太过于自信，做什么事情很少开会或者与中高层管理人员讨论，脑袋里冒出一个思路就马上动手干……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胡宗良分析，像刘虹这样的“草民”，因为他们都是靠赌性发家的，原来什么都没有，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惜一切地去冒险，但最后赌注越押越大，只得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赔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