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背负着“好斗”之名的青年才俊，生活中其实心思细密，体贴认真，是标准的gentleman。社科院一访问学者来到华盛顿，他见对方是个女孩子，便主动邀她出去吃饭。该女素闻薛某桀骜难处，一餐饭吃得战战兢兢，薛兆丰先行吃完，她马上起身，表示不敢耽误他的时间，愿把自己剩下的打包回去再吃。为了让她能安心吃饭，薛随即又给自己点了一份，陪她继续吃！
在我们的电话采访中，他间或停下，问我：你是否要去喝口水？提及任何专业术语或人名，他马上记下，列了个长长的清单在mail里发我参考。就连给杂志提供的照片，他都在旁边非常nice地注明：9兆，下载可能需要20分钟，谢谢。 聪明的用处并不很大 人物周刊：秋风评价您的学术来源是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这两派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您学术观点的成型过程如何？ 薛兆丰：我的学术观点主要是三个构成：一是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在美国直到80年代，经济学博士考试就是要弄懂阿尔钦价格理论一书的所有问答题；二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即市场过程中的变动和互动是无数行为汇总的结果，决不是在失衡与均衡两点之间的简单来回。没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能控制经济汇总的巨大变动，黑板上的曲线更解释不了；三是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非私营机构的行为，我的导师之一比奇(PeterBoettke)即持这一观点，布坎南(JamesM.Buchanan)也因为这一方面的研究在1986年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中国，公共这一块存在着巨大的盲区，人们寄望引入政府来纠正市场的失败，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引入了政府的失败。 人物周刊：您曾引用“我们已经走上改革的道路，但是还不知道这条路往何处去。”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最大问题或危机是什么？ 薛兆丰：一是黑社会化。产权明晰的过程太过漫长，产权从国有到私有，中间的模糊过程太长，因为无论是物质资源、人际关系、或者组织架构，中间都有潜在的巨大的利益，这方面的法律如果再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那么黑道的规则就会建立起来。二是短期行为。我们的GDP即使跟美国相比起来也是蒸蒸日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在耐用品的建设上却远远不够，经济是如此，学术也是如此。
随便举个例子，国外把教授养在那里，每天飞来飞去，每天无数的演讲到处都在发生，短期里看一点用都没有，但是10年、20年、30年地积累下来，就很不同了。我曾经计算过，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获奖需要多长时间，平均需要25年——最长的是哈耶克，他用了整整40年，最短的也耗费18年。中国现在有能够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吗？抛开甄别率差这样客观的原因，仅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如果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希望的人选的话，那么25年也不会有了。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计算？你有夺取诺贝尔奖的野心吗？ 薛兆丰：只能说，没有了。任何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的动机首先是学问的乐趣，至于奖，那只是一个副产品。 人物周刊：您在文章中戏称，您经常被老师骂“蠢”，“蠢到死”，“蠢得像猪一样”，这是真事吗？ 薛兆丰：那是他的口头禅，但我觉得我周围比我聪明的人的确多得很，问题是聪明的用处并不是那么大。 举例来说，法拉利、奔驰，其性能比桑塔纳肯定要好多了，但是如果是作为的士只在城市里开，区别其实不大。我心算很慢，在美国通常要付给服务员15%的小费，我就算不过来，常常需要别人代劳，或者干脆给20%。蠢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最多就是，别人10分钟能解决的问题，我可能需要一天，发表论文慢一点是不要紧的，要紧的是，论文里所包含的学问。 聪明不重要，重要的是懂得衡量轻重，所以要看最好的书，听大师的观点，观察大师们所选择的轻重。 人物周刊：您心目中，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有几人？可以展开辩论并成为对手的有几人？ 薛兆丰：现在更多的是经济学人，而不是经济学家。如果说“经济学家”是我们小时候的标准，好像“物理学家”是指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标准，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除了张五常，我看不到别人。当然这不代表他的观点都是对的，比如我不同意他对汇率和利率的看法。但他在经济学领域里有过无法绕开的成就。有些人你可以说他错，但他在那里。至于可以成为辩论对手的，那就太多了。经济学不是柔道，段位不同不能比武。在我看来，只要思维正常，彼此掌握的信息有不同，就可以形成交流或论辩。能指导我的人太多了，能教育我的人太多了。
人物周刊：您理想中的学术自由环境是怎样的？中国经济学离这个理想还有多远？ 薛兆丰：在美国，同事之间的学术批评很尖锐，但是他们非常疼学生，无论学生提出多么愚蠢的问题，他们都说，啊，这个问题非常好。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同行之间则一团和气。 我虽然生长在教师家庭，但是我觉得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方式，是错的。他们太严格了，连到楼下去玩一会，都要先回答一连串的问题。我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受了很大的压制。直到初中，我还是一个非常害羞和自闭的孩子，小升初的英语考试中，我的笔坏了，没法写，我都不好意思站起来要求借一支笔。 布坎南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别人问他，他心目的好老师和坏老师分别是谁，他说，最好的老师是奈特(FrankKnight)，奈特自己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金，但是他的弟子中有五六个人获奖，他总是非常鼓励学生，而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则恰恰相反，总以驳倒弟子为乐。布坎南说，每次我在弗里德曼那里受了挫折，便马上要到奈特那里去寻找安慰。
同行之间、同事之间的学术批评，国内的高校没有这样的批评机制，面对面的批评几乎没有。 人物周刊：您的家庭观？ 薛兆丰：男女平等而不相等。男女有别，分工合作。 我很讨厌政治意义上的所谓男女平等，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Summers)，马上要辞职了，据说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女性在硬学科上的总体成就低于男性。这算什么？也许女性在艺术领域比男性强更多呢？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女孩就该有女孩的样子，如果女孩比较适合做家务，那就让她做家务。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吗？
薛兆丰：Anythingworthdoingisworthdoingwell.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任何值得你去做的事情，都值得你去做到最好。但这话不对，如果我将来有孩子，我要教给他，学习不用学到最好，成绩不用考到最高，因为还要玩。我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不要做到最好，只要做到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