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同样被看好的，还有生命科技领域。这其中有众多值得看好的方向：个人医疗、药物的数字化、基因问题、蛋白质问题……KPCB多年的合伙人寇斯拉认为，依靠生物工程技术，由农业废物中提取的酒精将比传统的由玉米中提取的高效4到8倍。而将科技模仿真实器官运转的系统生物学，也可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实现。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合法创富”】 关于什么让他成为一个风险投资者，杜尔曾给出的答案是：运气、对创新与企业家的天然热衷，以及遗传自其父的雄心勃勃。 在莱斯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杜尔前往哈佛就读MBA。这一期间，他已开始给风险投资公司打电话找工作。
那是1974年，风险投资业年景最差的时期之一，当年，只有两家公司融资超过100万美元：花花公子集团和KPCB投资的Tandem电脑公司。因此，虽然见到一些业内重量级玩家，如KPCB的合伙人之一布鲁克?拜尔斯(BrookByers)、NEA创始人迪克?克拉姆里克(DickKramlich)，但他得到的建议反而是：忘了风险投资，去好公司找个正经工作。 事实上，这也是日后杜尔被问及，什么训练能培养出一个好的风险投资者时的答案：“最好的准备是在一家管理优秀、高速增长的高科技公司拥有运营经验。” 当时杜尔所加盟的，是成立不久的英特尔，这让他获得了和后来成为传奇CEO的安迪?格鲁夫共事的机会。他们二人一起培训了英特尔在美国和欧洲的销售队伍，并为公司赢得了来自西门子和ICL等大公司的芯片定单。开学后，他仍在读书的同时每周为英特尔兼职工作20小时，担任与DEC合作的现场工程师。 从1974年到1980年的6年间，杜尔在英特尔经历了从工程师到市场人员的转换。这些经历带给他的最大教益是：只有解决一个问题，才能获得一笔收入——那些解决大问题的公司，才有资格获得丰厚回报。 1980年，杜尔被朋友推荐到KPCB做“兼勤杂工作的办事员”，工作是检查新的商业计划书。面试中，他提出希望自己创业，而KPCB的四位合伙人承诺说，就像他们曾成功孵化Genentech和Tandem电脑一样，杜尔并非没有机会。
杜尔进入风投业的时机，算得上极为合适：除了他个人正年轻，拥有很长的证明自己的时间，更重要的，随着1980年苹果电脑上市，硅谷的活力正在被扩大、释放，各种围绕微处理器展开的技术创新，被杜尔后来总结为“我们见证(并从中获益)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合法创富。”
不妨看看他在当时的时间表：1980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福雷斯特?巴斯基特向其推荐一个名叫“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UniversityNetwork)的项目，这一生产低价工作站的学生项目，变成了后来的升阳微系统；1981年，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杜尔认识了两名教授，加州理工大学的卡福?米德(CarverMead)和斯坦福的吉姆?克拉克(JimClark)。米德和杜尔共同创建的专攻“对硅进行编辑”的公司SiliconCompilers成为了杜尔孵化的第一家公司(最终这家公司在11年后以1.42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而克拉克在14年后创立了网景；1982年，三名德州仪器公司辞职的员工在餐厅纸巾上写就的商业计划书变成了后来将IBM从PC霸主地位上拉下马的康柏…… 当然，这并非纯粹的风云际会。当康柏的三人创业团队最初找到杜尔，他们只是想创办一家硬盘公司。因为不被看好发展的持续性，他们才被迫转向生产便携式电脑。这一次的创意，与杜尔在英特尔时就曾鼓吹但失败过的想法不谋而合，致使杜尔极为积极的说服了合伙人们展开投资。 当时的PC销售正供不应求，而这种有着9英寸屏幕，35磅重的便携式电脑显然富有竞争力。康柏小心翼翼的将自己的产品定位为IBM的补充，使其起步时未受到来自蓝色巨人及销售商们的阻碍。成立第一年，它就获得了1.1亿销售额，并成为了历史上最快获得10亿美元收入，以及最快进入财富500强排行榜的企业。 而升阳的故事同样属于团队的胜利。这一项目最初由安迪?贝克托斯海姆(AndyBechtolsheim)牵头，后来逐渐加入进一个名为比尔?乔伊(BillJoy)的技术天才，一个叫瓦诺德?寇斯拉(VinodKhsola)的印度人，和一个叫斯科特?迈克尼利(ScottMcnealy)的MBA。即使当时四名创业者只有27岁，这一同时具备商业头脑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团队仍然打动了杜尔。时间证明了，这笔1982年的投资，对KPCB创造了巨大的价值：除去升阳的成功，这一团队还从各个层面对KPCB的投资产生了影响。贝克托斯海姆退出升阳后，先后创立过两家公司，卖出了3.13亿美元，并最早为Google提供10万美元启动资金。常年在升阳扮演首席科学家的比尔?乔伊主导了包括Java在内的众多重量级创新，KPCB还专门设立了Java基金，收益极佳。而寇斯拉则干脆成为了KPCB的合伙人，他在1990年代投资的三家电信设备公司——Cerent、Juniper和Siara——共为KPCB获得40亿美元以上回报。
“在现今世界，有太多的技术、太多的企业家，太多的钱，太多的风险投资。真正稀缺的，是好的团队。搭建好的团队是最大的挑战。世界正在各个层面发生巨变，有的是技术驱动的，有的是市场驱动的。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想在这里面占据主动，必须专注于团队。”这样的话，杜尔说了很多年，很多遍。 【一次惨败】 如果说之前的成功明确了杜尔的投资哲学：创意并不难，执行才是关键，但最终是团队致胜，那么随后他所经历的一次惨痛溃败也足以说明，好的团队和好的生意还有一定的距离。 1987年，Go公司成立，其手写操作系统至今被视为PC产业的一大变革。但这最终变成了一个野心过度的故事。 除了技术本身具备革命性，Go在其他方面看来，几乎是完全失控：它没有商业计划，而它提倡的技术相对于其时代也太超前了。杜尔和寇斯拉都坐在公司董事会上，当时所有人想的就是打出一记“全垒打”(风险投资业术语：获得20倍以上回报)。大干快上的气氛之下，Go以其完全无法维持的方式烧钱。曾任Go高管的米奇?卡伯尔后来感慨：“最有趣的是，如果它能比较谨慎的花钱，这家公司很可能活到现在，并找到一条实在的出路。” 但当时的极端运行方式注定了只有两种极端选择：创造奇迹，或者迅速破产。在其最后阶段，公司每天的最大话题是，谁将前来拯救Go？头一天是IBM，下一天就变成了英特尔，而最终前来埋单的是A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