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是硅谷安静的统治者，他以网景拉开了互联网时代的序幕，并在Google上赚到44亿美元。约翰·杜尔对《环球企业家》说：下一个大机会是满足全球“城市化”大潮需求的新能源在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几乎不可能更热的时候，约翰·杜尔(JohnDoerr)来了。
乍看来，这个身高1米75左右、长着狭长面孔、有知识分子气质的瘦削男子，貌不惊人，语亦不惊人。他永远打着一条暗蓝色领带。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右手都拎着一个打有Google标记的、足有50磅重的硕大提包，而左手上，只带一块极普通的塑料手表，以及两条各值1美元的腕带。 坐定下来，其语速平稳，言简意赅——这个传说中对数字记忆力极佳的人，当被《环球企业家》问到是否记得这些年来共把多少家公司送上市，仅非常干脆的吐出了一个字：“No”。 信或不信他的答案，需要指出的是，杜尔很可能是全球风险投资业最无必要谈论自己成绩的人。自其1980年加盟合伙人公司KPCB以来，风投业尚无第二人在持续创造良好业绩与每每投出明星项目两方面，能同时比杜尔做的更好。1980年代，他围绕微处理器革命展开的一系列投资，如康柏电脑、升阳微系统、莲花软件等，均在个人电脑革命中扮演了吃重角色。1990年代，他率先投资了网景公司，后者最终拉开了互联网革命的序幕。此后，杜尔成为了网络产业最不遗余力的鼓吹者，甚至极大影响了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而在1990年代末，他以1250万美元投资于一个精致的搜索引擎，几年后，这个名叫Google的网站热遍全球，而杜尔因此获利近44亿美元。
抛开这一系列里程碑式投资的明星效应，杜尔的投资还为其所在的KPCB合伙人公司创造了一系列足令风投业所有同行称羡的数字：KPCB在过去33年内，共返还投资人超过170亿美元，总回报率为29倍。在这个经常被称为“播种然后祈祷”的行业，它的表现算的上稳健：从第7期到第11期基金的年回报率为142%。30余年来它一共进行过475项投资，其中167家公司成功上市，另有166项并购。据最新统计数字，经它投资后上市的公司，总收入达到900亿美元，总市值3750亿美元。
作为KPCB公司长期的核心投资者，杜尔获得了足够多的赞誉——“活传奇”、“风险投资业的迈克尔?乔丹”甚至“风投之神”——但他究竟如何达成这一切，答案却不明朗。作为一家私人股权公司，KPCB少为外界报道，虽然杜尔时有接受媒体采访，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仅对某个行业趋势发表只言片语。他甚至不愿独自出现在照片上，以至于1998年美国《财富》杂志为对其进行报道及拍摄，不得不将KPCB所有合伙人和其投资公司的众多CEO聚集在一起。
毫无意外的，3月初他在中国接受《环球企业家》专访时，就投资法则这一话题上，他给出了一个接近真理的答案：“找到好的企业家，定位于大市场，有领先的技术，并致力于建设一个了不起的团队——这样你就能拥有大而持久的生意”。 若想探询杜尔投资奇迹的根本成因，需要做两件事：阅读他的记忆(在本文《下篇：一个风险投资之王的长成》中你将看到杜尔投资经历的较完整版本)，并观察他如何行动。 在中国的短暂盘桓期间，除了作为Google的董事与Google中国区两名负责人李开复、周韶宁会面(他迅速找到了Google在中国发展的最大关键：“不能像雅虎、亚马逊一样受总部干扰”)，他还先后会见了22名本土创业者。在跟每个人只做半小时的交流后，他已对其中一家明确表示投资意向。 而3月2日下午4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则非常真实地体现了其风格：甚至没有自我介绍，他开始让听众对其发问。他能迅速地将冗长的问题简化，从而让一旁的同事把问题打到投影上，当十余个问题凑满一屏幕，便开始逐一解答，依然快速、简练、毫无废话。“快来点难一点的问题，让我尴尬的那种……”杜尔挥动起长臂，向台下挑战——这个看似大学教授的人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一举一动中展现出的巨大活力与极高的效率，能在最短时间内鼓动旁人。 【“上帝之手”】 “未来已经发生，只是分布尚不均匀”，杜尔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是开创它，如果你不能开创，至少还可以投资它。”这是一句典型的杜尔式陈述。
乐观，自信，最重要的，来自于他人的智慧。这句话的前一半引于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的小说，后一半则改自施乐公司著名的科学家艾伦?凯的名言——它们均非杜尔原创，但杜尔找到了将它们最好表达的方式。 “更好的引述”，几乎就是杜尔工作的写照：他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最佳商业创意，然后穷尽各种手段将其变为现实。正是因此，包括杜尔在内的KPCB公司的投资者并不将自己称为“风险投资者”，而是“冒险助理”(venture-assistant)。 让“助理”与“投资者”区分开来的，是所扮演角色的深浅不同：就是说，杜尔所提供的不止是资金的帮助。 曾有硅谷中人如此概括杜尔的工作：“他喜欢在自己投资的公司里扮演上帝之手：亲手挑选CEO，向董事会建议战略，介绍各家公司的领导者认识，主导他们的兼并、收购和各种交易。他被视为一个伯乐，能识别技术和经营层面的各种人才，并把他们挖来。” 所有这些工作加在一起，你可以将其身份理解为“部分董事长部分CEO”。而杜尔并非仅在某一家公司担任此种角色，而是同时在十余家被投资公司内发挥功用。 而且，他对每一项工作参与程度之深，超乎常规。无数与杜尔打过交道的企业家回忆说：当他想挖一个要角，他不仅直接给对方打电话，还与对方的家人建立良好关系。他会尽可能快的买一张机票飞到你所在的城市，让你无法拒绝与他见面。对于那些格外优秀的潜在合伙伙伴，他不仅会邀请对方在他投资的公司任要职，还会帮其计划长期的合作可能：让对方清楚，即使这一次失败了，并不会导致职业生涯的覆灭。 让这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现实的，首先是杜尔的高效：1990年代中期，网络创业潮让其高呼遇到了“时间荒”，这迫使他同时使用着五部电话、两部寻呼机、两部手机、三台电脑。而现在，他增加了一部手机和一台可以随时收发邮件的Palm，丢掉了寻呼机。甚至据说，滑雪时他还会在雪帽里带上一部手机。而在他每天随身携带的50磅的书包里，还有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两部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