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几个世纪前，贫穷现象乃是必然的。那些国王和王后，如果不算其城堡和珠宝，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其实也是贫穷的，他们没有享受过暖气、电话或冰箱，更不要提低脂快餐和上网。然而今天，当世界上一部分已经非常富裕了，那为什么另一部分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富裕的世界中却始终存在着贫穷，这是困扰着所有经济学家的最难解的迷，这正是秘鲁学者Hernando de Soto 煽情而又优美的著作——《资本的秘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而没有在其它地方获胜》——的主题。de Soto给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也许是过分简单化了，不过他的工作却是有价值的，他凸显出了常常被人低估的一个问题：司法制度没有承认、尊重和保障穷人的财产权。
De Soto说，穷国的人跟富国的人一样地聪明和富有进取精神。他强调指出，最关键的区别在于，穷国的绝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没有法律保障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土地、住宅或企业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因而他们不能利用这些财产作贷款的担保。他们常常得不到供水和供电这类公共服务。而即使他们积累了一些财富，他们也更容易受到政府当局的掠夺。
《资本的秘密》说，发展中国家的司法制度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们从小规模的团体生活（农庄）中迁移到更大规模的社会生活（城市）——带来的问题，因而在发展中国家每个大城市边缘都有棚户区。de Soto写道：“国家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在政府向人们提供财产权的法律制度之前，人们必然是把自己组织到分散的、不受法律支配的团体中。”
de Soto留意到，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不能积累起资本，那么资本主义就必然遭人痛恨。他和同事曾经计算过，全世界的穷人拥有的财产大约在9万亿美元，主要是其住宅，这远远高于外界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由于这些财产没有任何记录，所以他们不能以此作担保去借贷。De Soto指出，改革司法制度将解放这些“不流动的资本”，使之成为增长的发动机，就像资本在富裕国家中发挥的作用一样。
De Soto主张，通过赋予那些非法居住者对他们自认为属于自己的财产以合法权利，使之成为小资本家。在引人入胜的一章中，他解释了美国在19世纪是如何做的，当时国会和最高法院勉强地承认了西部移民和金矿占有者的财产权，从而使美国资本主义一跃而居世界前列。
De Soto最早是1989年以一部The Other Path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本书集中探讨企业家精神所面临的障碍。作为秘鲁总统藤森的顾问，他曾负责保障财产权和减少文犊主义（他和同事们发现，一位棚户区的居民要想获得利马市政当局对于自己住宅的合法权利认可，需要办728项手续）。他设在利马的自由与民主研究所（ILD）已经研究了埃及、印尼、海地的案例，近来他出任墨西哥当选总统福克斯的顾问。 根据de Soto的解释，穷人之所以穷，罪魁并不是富人。他说，富人能从改革中受益，因为改革刺激了经济增长，减少了犯罪。他认为罪魁祸首是律师们：他说，穷国的绝大部分律师所受的训练是使他们为现有的制度辩护，“没有任何集团——除了恐怖分子——能从破坏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得到好处”，de Soto写道，“跟恐怖分子不同，律师们知道如何合法地破坏资本主义的运转。” 不幸的是，de Soto过于忽视其它解释贫穷的理论了。只要律师们采取合作态度，资本主义就可以顺利运转的想法，绝对是投合Milton Friedman这样的经济学家和英国前首相Margaret Thatche的胃口，给他们提供了袋装书的宣传品。他的理论并不能解释一切。Jeffrey Sachs和Robert Barro等经济学家已经雄辩地证明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能阻碍发展。与此同时，Michael 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与Michael Fairbank、Stace Lindsay的Plowing the Sea，强调了公司战略的作用，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必要摆脱对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以来，而更多地关注其客户。 由于de Soto基本上忽视了这些理论，所以他对穷困现象的另一种解释——文化解释理论，就公开地表示敌意，比如，他指出，工作伦理并不是清教徒的专利。这一点没有错，不过de Soto自己的分析本身就带有文化成分：他说财产权改革者应该找到某种变通的规则，它常常是某种已经存在的不成文的法律，而不是强加于人们的规则。那么，这种不成文的法律除了是文化形态，还能是什么？
De Soto发现，当他穿越巴厘的稻田的时候，他不知道其田界何在，而狗却知道。“我从一家的田地走到另一家的田地，每家的狗就叫起来。”《资本的秘密》就是对于这些狗的智慧的一种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