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当我们对中国人在21世纪的机遇和责任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会对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不堪回首的艰难历程产生一个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是谁应该对中国人沉重的付出负责？是慈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北洋政府：是外国人的侵犯还是历届政府的抵抗不力；是蒋总统还是毛主席？为此我们曾经辱骂、声讨和讨伐，曾经抗战、内战和牺牲。然而，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在世界上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并担负起一定的历史责任时一切都明白了，这是历史使然、这是自然规律，这就是中国人的天命。我们只有抓住机遇和平崛起，在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充分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担负起历史的重托，才能对得起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磨难。
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仅仅是世界文明回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世界文明的回归则是一个系统的历史大转折。一百年前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物质层次。自然科学以这两大理论为基石迅速发展，系统科学思想由此应运而生。系统科学思想是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当这种新的思想方法进入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时候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文化。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背后必然有一个新的宇宙观、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现在当这一新的思想体系开始影响社会政治体制的时候，整个世界文化回归的图景逐渐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人类社会的这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是随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而开始启动的，并不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而开始的，也不是象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讲的那样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产生，到系统科学思想的形成，到后现代思想的出现，现在已经到了系统科学思想影响政治体制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转折似乎就要顺利完成，可是问题出现了：自然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踏步不前，超弦理论似乎已经陷入一种思维误区不可自拔；系统科学理论如同一盘散沙，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超循环理论、混沌学、同态学……等等，它们好象是同一个理论体系又各自为政、相互独立怎么也统一不起来；在社会科学方面，虽然后现代文化在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但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政党政治、冷战思维，对全球反恐战争充满激情。系统科学思想在西方哲学思想主导的政治体制面前表现的还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人类社会似乎遇到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其实跨越这道门槛并不难，难以跨越的仅仅是一种思维障碍。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的哲学观念把人类社会阻挡在自由王国的大门之外。我们只要把中国哲学思想引入到系统科学理论中来，把一个个松散联系的理论紧密串联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随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很多难题都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历史的发展在呼唤中国哲学思想，这就是中国人在21世纪最大的机遇。中国人用智慧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顺利崛起的道路，为中国哲学思想走向世界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对强制推行西方“政党政治”也是一种最好的遏制。中国人正在用智慧为全世界步入和谐自由的新阶段作出贡献，这就是中国人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
1 从“对理性的侵犯”谈起
2007年5月30日《参考消息》以“美国民主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为题目，节选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新书《对理性的侵犯》。该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系统思想和信息技术的时代、在‘铅字共和国’被‘电视帝国’侵略并占领的今天，美国的民主体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西方哲学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利制衡体制在系统复杂的现代社会面前表现出她的无能和无奈。文章最后说：“因此，我们的民主正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为了收回我们与生惧来的权利，我们美国人必须决心修复公共论坛遭受的系统性破坏。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方式就我们的未来开展真实的而非被人操纵的讨论”。
创造新的民主方式，聪明的美国人正在行动。2007年6月23日《参考消息》以“美国政坛浮现‘中间主义’”为题目，摘要转载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6月22日报导。介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加利福尼亚州长施瓦辛格抨击政党政治，努力在美国政治中建立中间主义的情况。由此我们看到“非党派领导”的民主政治正在蓄积力量准备取代“政党政治”。君子不党，走出政党政治的美国人必将进入一种“君子政治”的时代。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从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到国家宪法、政府结构都将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政党政治”能够就这样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吗？习惯于权利制衡思想的西方人能够顺利地接受系统管理思想吗？方向是正确的，道路是曲折的。不知道美国人会如何带领西方发达国家顺利走完“政党政治”的最后这一段路程。
在西方社会即将走出“政党政治”的时候，一些保守的政治家仍然在诱导、胁迫一些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向“政党政治”快速前进，岂能不引起这些国家的社会动乱。他们总以为自己给第三世界人民送去的是自由民主，实际上他们送去的是战争。深刻反省、猛然醒悟，让第三世界国家直接进入“政党后政治”的时代，是历史派送给这些政治家的紧急任务。
“政党后政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形态？美国人或许并不十分明白，而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几千年来，中国的仁人君子所向往的不正是这样一种不结党、不营私，襟怀坦白的“君子政治”吗？所以“政党后政治”即“非党政治”是以中国哲学系统管理思想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形态，中国人对此是轻车熟路很容易进入角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直接走向“非党政治”的引路人。
全世界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国家同时开始向“非党政治”迈进，这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协调的一次世界性的政治体制大转型。从历史上看，这样的社会大转型一共发生了三次。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社会大转型，下面我们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三次社会大转型系统地认识一下。
2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与儒家思想
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社会发展史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几个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按照辨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提出来的，无疑是科学的，永远也不会过时。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历史观仅仅阐明了一个粗略的基本线条，很多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得不到很好的理论概括。比如，一谈到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就会引起许多无谓的争论；一谈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们的思维几乎会陷入停顿。从根本上讲这还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存在着先天不足，直到系统科学思想逐渐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美国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系统地阐述了一种系统的历史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观是一个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第三次浪潮》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展开讨论的，所以对人类社会三次浪潮中的政治体制大转型研究的还不够深入。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层次，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为基本框架，运用系统科学思想侧重认识一下这三次浪潮中的政治体制大转型。
人类社会是由人的主观理性支撑起来的一种特殊的能量和物质的运转过程，可以说这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彻底的定义。 能量和物质的运转就是社会的主体，而理性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每当最基础的科学理论有一个重大突破（亦即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认识的主观理性进入一个新的层次），随后都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政治结构的大转型。
按照阿尔文·托夫勒先生的说法：“第一次浪潮产生于约公元１万年以前，人类进入了农业时代，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人类从此脱离了游牧，定居生活把人们的生活范围固定下来，开始发展城镇和自己的文化”。在第一次浪潮之中，人类社会由原始人群走向母系、父系社会，然后由部落联盟走向奴隶制国家，最后再走向封建制国家。卡尔·马克思先生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对这一个历史阶段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阿尔文·托夫勒三位先生都是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社会在这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深度认识不足。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形成第一次浪潮的社会主流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和与之并存的游牧文化之间并不是十分的协调。在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第一次浪潮的推进速度就比较快，也比较深入；而在游牧文化比较兴旺的地区则相对缓慢和肤浅。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第一次浪潮在中国的发展就特别顺利，很容易就形成一种非常成熟的社会形态。中国汉武帝以后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就是在农耕文化上建立起来的最系统、最完善的社会形态，其他国家（包括西欧国家）的封建社会与之相比根本就没有达到同一发展水平，最多发展到相当于中国周朝时期的社会形态就停止了。为什么西欧几个国家在中世纪战争频发，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形态一直处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状态。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私有制的神圣，在中国是在2500多年前由地主阶级实现的；而西欧国家是在200多年前才由资产阶级宣布的。因此，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大变革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过的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从公元前562年鲁国三分公室开始，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结束，历时430年左右的这一次历史大转折，让中国从封建制社会进入到中央集权制社会，后者是一种结构稳定的社会系统。
人类从原始人群走过来，经过母系、父系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社会政治结构一直是处在一个自然的系统膨胀过程之中，系统内部的层次不断增加。原始社会的公共经济和公共意识迅速膨胀、暴力加强形成了国家，而私有制经济和私有制观念也在个体家庭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最后两种运动趋势相互融合形成了私有制社会的稳定结构，即：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家庭”结构。从系统思想的观点来看，这是社会控制系统发展完善进入稳定结构的一个过程。很明显西欧国家的封建制社会并没有进入到私有制的这种稳定结构状态。
第一次浪潮是在全世界范围展开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农耕文化都能发展到成熟状态，只有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之后成为一个发展成熟的、结构稳定的社会系统。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专家们往往是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套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导致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缺乏系统性。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仍然是一种部族国家，其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原始社会的血缘、宗亲结构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禹传位于启标志着私有制观念开始操纵公共权利，原始的公共意识开始膨胀起来走向极端。但是，从社会形态上讲，人是国人、地是国土，原始社会的基本形态仅仅是发生了自然膨胀，而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
到春秋时期，最早在鲁国出现初税制 “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生产方式出现。三分公室的政治事件发生，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由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拉开了序幕。这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就是在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体制。
毋庸置疑，第一次社会结构大转型的主导思想是法家思想，领军人物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子等。这是因为私有制社会的利益集团非常小，每一个个体家庭都是一个利益集团，如同一盘散沙。个体家庭既是社会经济的生产单位又是人们的生活婚育单位。要管理这样一个由个体家庭堆砌起来的社会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法制体系。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顺利完成是法家思想取得的胜利。然而，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次社会大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也丝毫不容忽视。最初，孔子是极力反对社会变革的，但是到了汉武帝以后，封建统治者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又把他抬了出来奉为圣人。这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道理呢？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确立私有制观念的一场社会大变革。土地私有、自由经营必然导致地主对佃农在经济上的盘剥；要维护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就必然会导致阶级压迫。私有制对人的最基本的理性造成了严重扭曲。孔子不接受对理性的这种扭曲，他厚古薄今，崇尚在原始公共意识下形成的礼仪制度，倡导仁、义、礼、志、信、忠、孝等，企图从唤醒人的社会性出发，来维护社会公共财产不被分割。然而他错了，他不明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通过激发人的本体性（自私性）来促进社会生产，土地私有、自由经营是最好的生产方式。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理性上不得不作出一定的牺牲。最终，一个中央集权的、强权法制的国家还是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来了。
秦王朝的迅速覆亡告诉人们：单纯依靠法家思想、严刑酷吏治理不好一个国家。为了纠正秦王朝的失误，最初，人们选择了老子〈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也曾创造了“文景之治”时期的盛世。但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与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强权法制并不协调。最终，中国人还是选择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在被私有制扭曲的社会理性与人们最原本的理性之间搭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激励起人们的社会性把私有制激发起来的自私性包裹起来，弥补了强权法制的不足，在土地私有、自由经营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结构稳定的社会形态。从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来说，法家思想属于主观控制理念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应该位于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属于客观控制理念应该处于辅助协同地位。法家和儒家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主客观协同控制系统。
3 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和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浪潮引发的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主要发生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原子论、牛顿三定律、热学三定律、元素周期表等科学发现是它的理性基础。科学理性支撑起工业生产，工业生产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把西欧诸国从封建制王国推进到现代资本主义。
第一次浪潮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的，而真正发生社会大转型的国家只有中国，其他国家都在进入中央集权制之前迎来了第二次浪潮。象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虽然也已经出现了类似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和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比较起来仍然还有较多的封建制社会的成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土地私有化”；第二次浪潮也是在全球范围展开的，而真正促成社会大转型的国家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发达国家，许多国家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就迎来第三次浪潮。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一个社会生态分布的问题，各个国家由于历史的、经济的原因不可能发展的得特别整齐。而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社会结构大转型将是一个全球的同步行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将同时走向无党派的民主政治。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系统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大回归的历史阶段所致，也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全世界人民将同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最早发生在英国，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到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经过了大约260年左右，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才基本发展成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尾随其后，也大致都是在这个时间发展成熟。
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和第一次社会大转型都是确立私有制的社会大变革，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的方法来认识它们。
它们的理性基础不同，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理性基础是一万年以来人类积累的农业知识和文化；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其后近2000年，其理性基础是近几百年来出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工业文化。前者的哲学思想以《易经》及阴阳五行理论为代表是系统的综合思维；后者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原子论”、牛顿三定律的基础上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到后来量子力学对辩证唯物主义提出挑战之后，实用主义思想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自由经营，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把土地私有进一步扩展到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前者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体制是按照系统管理理念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强权法制，而后者是按照矛盾对立统一思想建立起来的多党派相互制衡的民主法制。
它们都是以私有制的神圣为社会基本理念，但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建立起来的私有制观念是家庭所有制观念，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实体来承载它；而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建立起来的私有制观念是冲破家庭走向个人，私有制观念走向了它的极端形式。物极必反。在私欲膨胀的表象之下，社会公共意识也在蓬勃发展。所以，第一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建立起来的是真真正正的结构稳定的私有制社会；而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不断在向公有制转化的社会形式。
在两次社会大转型开始启动之初，都有一种社会势力从社会公共意识出发站出来极力反对，而后在新的社会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之后又被社会奉为至高之政治理念，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伦理道德基础。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曾经就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的极力反对者，而后他成了中国中央集权制社会至高无上的孔圣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极力反对者，而后到了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共意识实际上已经成为最高的社会政治理念。从这一点上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党人，他们秉承着“第二国际”的共产主义思想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伟大的邓小平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维护社会公共意识。不同的是孔子立足于维护原始的社会公共意识，在私有制观念开始成为社会主导意识的时候，他企图把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性呼唤起来，来维护已经极度膨胀的、即将崩溃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形式。他维护的是一种原始的系统管理体制，让人看起来好象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实际上他代表的是一股维持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力量。而马克思主义是在私有制刚刚开始走向膨胀的时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人类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理想毕竟是对未来的设想，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相比他缺乏扎实具体的社会实践基础。以致随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严重的分裂：第二国际主张和平过渡，组织工会，建立工党（社会党），积极参与政党制衡政治，获取执政党地位，推动社会公共意识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制衡政治的发展和完善；第三国际主张暴力革命，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以暴力强化的社会公共意识去组织社会生产，阻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期达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其不知当社会公共意识被暴力加强后反而会形成一种现代化的奴隶制。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暴力革命的政治目标基本落空，才不得不重新开始接受和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之，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今日世界各国都大量存在，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体，而卡尔·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公共意识也早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公共经济和社会公共意识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团团包裹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伟大胜利。中国人不会忘记孔子；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欧发达国家的人民更不应该忘记卡尔·马克思。孔子和卡尔·马克思在两次社会大转型中分别扮演了相同的角色。
然而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纳了马克思主义一些最基本的核心内容，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好象是与东方阵营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有关，不愿意与东方阵营合流，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陷。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理论和它背后的哲学思想都偏离了正确的社会发展理性。这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有关，因为当时还没有系统科学理论，甚至连系统论产生的基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还没有出现。实际上，西方的政党制衡思想和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理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我们不是说对立统一规律是错误的，而是说它缺乏一个更深层次上的思想——系统科学思想，这是一个巨大的思维缺陷。现在东方阵营已经运用东方哲学的系统整体思想和现代系统科学思想放弃了他们原来坚持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下一步就看西方阵营该如何放弃他们的政党制衡体制了，因为系统管理和政党制衡在哲学理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4 用系统的历史观认识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社会；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封建制社会。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央集权制和权力制衡制有着一个相同的起点。按照系统的历史发展观，它们还应该有一个相同的落点。这个相同的落点就是前面所讲的：全世界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即将同时进入一个“君子政治”的时代。我们藐视一下今日全球社会基本形态，它多么象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190多个主权国家聚集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就象是周天子靡下有70多个诸侯国一样，不同的是今天的世界正在从战国走向春秋、从战乱走向协和，而不是从春秋走向战国。因为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大回归的时代。
总之，中央集权和权利制衡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并不是相互传承的关系，更象是长兄和小弟之间的关系、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之间的关系。他们同属私有制性质，都出自封建制社会，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而导致社会形态的不同。擅长管理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和擅长管理工业社会的权利制衡制，他们相互促进、相互学习、相互抗衡和相互制约，最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殊途同归。
由此看来，在20世纪出现中央集权和权力制衡两大社会形态大对垒绝非出于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样，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也不能简单地就看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失败。简单地说，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人民尝试着用管理农业社会的方法去管理工业社会，自认为用暴力强化的公共意识就可以抑制住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却导致一个惨败的结局。可以说这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没有学习好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也是俄罗斯人按照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决定自己命运的结果。正象英国作家莱斯莉·张伯伦在《祖国：俄罗斯哲学史》中所认为的那样：尽管苏联教育体系以教条的方式把辩证唯物主义强加给人们，它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理想或实际都没有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给团结、牺牲、希望和集体救赎等古老的俄罗斯观念某种现代的表达。（见《参考消息》2007.8.29日载文“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类似的现象同样也发生在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从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真正决定中国人命运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引发全面内战的思想根源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的“王道”思想和农民意识。正是王道思想让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还是王道思想和农民意识让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取代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后者恰恰是从卡尔·马克思的故乡照搬过来的共产主义思想。何谓王道思想？实质上它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系统管理思想。农民意识也就是这种系统管理思想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真正让中国人饱受内战之苦的始作俑者正是中国人头脑中的这种系统管理思想。
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度里、在东方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面前，马克思主义只能随乡入俗在最基础的思想理论上发生一系列原则性的改变。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对暴力革命的基本态度，改变了卡尔·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定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是触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大忌，把社会生产资料全部收为国有，把社会主义搞成了暴力加强的中央集权制，成为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 “封建社会的反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是起到了一个理想、一个灯塔和激发民众情绪的作用。而在具体的行动纲领、路线方针上仍然是东方人自己的思维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东方集权制社会仍然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轨迹前进着。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评价列宁主义、用西方人的价值观去评价东方人的社会行为。因为卡尔·马克思先生本身对中央集权制社会就缺乏足够的认识，列宁、斯大林他们从中央集权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新的思想理论也未必完全都是错误的。
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或者说是改造），实质上是东、西方社会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造成的，也是东方中央集权制社会对西方权力制衡政治的一种抵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列宁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制衡政治的抵抗，中央集权制社会恐怕早就在世界上完全消失了，现在还有谁能来制约权力制衡政治呢？他们也是在完成一个历史使命，一个让中央集权制政权延续下来和权力制衡政治结伴而行的使命。当我们在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中看到正在化解中的中央集权制仍然在起着一定的历史作用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到这一点。古老的中央集权制走过了它两千多年的艰难历程，在它行将走向结束的时候突然膨胀起来，大放临终异彩，这是一个系统在走向毁灭时的常见现象。列宁、斯大林他们这一代革命家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使命。一心要打倒皇帝的人最后自己却成了一个超级膨胀的皇帝，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所以应该说他们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失败的思想家。他们的成功业绩和英雄气概永远值得人们颂扬；他们失败的理性和残酷的暴力永远也不会得到历史的饶恕，就象中国人对秦始皇的评价一样会表现出巨大的反差。不同的是中国人曾经适度放大了秦始皇残暴严酷的一面，而面对20世纪的革命者，中国人可能会适度放大他们英雄气概的一面。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思想发展到了极点，让中国人对暴力强化的公有制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为随后的社会大转折培育了社会基础。也可以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价值。“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具往矣，”数尽风流人物，唯文化革命积历代帝王之大成。逞英豪，现权谋，为了辛苦打下的江山永不变色，迫害文人有胜于“焚书坑儒”，谋害功臣有似于“火烧庆功楼”。社会道德底线被一次次地冲破，社会道德基础被一层层毁坏，文革十年真是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十年。历史啊历史你为什么是这样的无情，多么英明的领袖也被你戏弄于股掌之间；多么善良纯朴的人民也被你操弄的若癫若狂，直到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你才让人们明白了你历史的伟大。难道你就是要这样来磨炼中国人？
在今天，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我们需要讴歌革命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来提高我们的凝聚力、增进我们的自信心。但是，在政治上站稳了，经济上富裕了之后，我们还要向“世界的思想巨人、人类的道德楷模”迈进。历史的发展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沉重的任务，就是要正视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给中国普通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我们需要纪念英雄烈士；我们更需要纪念受迫害的平民百姓。不是要向谁问责，重在净化我们的灵魂，重筑我们的道德基础。建立文化革命博物馆，为所有受迫害而非正常死亡的普通平民正式道歉并建立纪念碑，这些都是我们继续发展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举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能正视“二战”就不可能在政治上站起来：中国人不能正视“文革”也不可能在思想上站立起来。
5 理性冲突是东、西方社会对峙的根本原因
人类社会是由不断发展的理性支撑起来的系统，所以，理性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技术，而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都是不断发展中的理性。第一次浪潮的农业社会理性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社会理性发生冲突就是东、西方社会相互对峙的根本原因；现在信息社会的理性掀起了第三次浪潮又在促进东、西方社会的大聚合。系统认识这些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理性，对我们深入认识动荡不安的今日世界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次浪潮的充分发展促成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按照系统的矛盾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家庭--国家”结构是典型的复式三位一体结构（家庭是一个三位一体结构，国家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结构）。这说明中央集权制社会是一个发展成熟的稳定结构系统。在它之前，社会系统一直处在矛盾展开的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以原始族群为基础逐渐扩大，最后形成像中国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国家。这是一种单一的三位一体系统结构，其中虽然已经有家庭存在，但是这时的家庭还不是法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单位。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确立了个体家庭的法定地位，把单一的三位一体结构组织成复式的三位一体结构。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中央集权制这个稳定的系统结构就很难一下子走出来，必须按照系统的矛盾化解过程一步一步地从基层开始化解。中国人近一百年来的艰苦历程就告诉我们：从中央集权制社会中走出来是多么地艰难。
权力制衡制社会就是避开了这一发展环节，在社会即将进入中央集权制之前就开始了社会系统化解的过程。它从工业生产的社会需要出发，以企业为基础建立起一种只负责物资资料生产的社会系统。企业向上把国家直接化解为权力制衡结构；向下直接促进家庭的化解。从而形成了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人类社会在走向繁荣昌盛的同时也开始了它的系统化解过程。在第二次政治结构大转型的展开过程中，英国是直接从封建制社会中跨出来的，而法国当时已经开始走向了中央集权制，随后又被资产阶级拉了出来，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性区别，也是英国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法国要实行共和制的根本原因；沙皇俄国也走向了中央集权制，资产阶级也是企图把它拉出来却没有成功，被无产阶级革命把它直接推进到中央集权制的膨胀结构状态，开始了中央集权制社会系统化解的进程，进入了中央集权制社会的运行轨道。
还有一些国家，像中东、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他们既没有进行第一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也没有进行第二次社会结构大转型，现在他们也要和前面两种类型的国家一道进入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过程中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各自都有自己的理性发展轨迹。他们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原本他们是可以相互支持、谐和共进的。可是一些权力制衡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总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傲慢姿态出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强行要求其他两种类型的国家并入自己国家的理性发展轨迹。这是当今社会发生动荡的一个最基本原因。
第一次浪潮在全世界的范围全面展开的过程中，世界各地也曾经出现了多个文明古国，但是只有中国人完成了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并建立起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随后的2000多年里也竟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跟上来，为什么？虽然有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进程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古代中国人理性发展的深入和完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人信奉天命、信奉自然规律，不仅对有矩可循的显物质世界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而且对不确定现象（随机现象）背后的潜在意识也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尽管不确定现象背后的潜意识很容易把人的思维引入到迷信的有神论中去，而中国人的思维理性让无神论一直位居社会主流意识。以此为基础，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具有系统思想理念的理论体系，《易经》是其核心经典，诸子百家为其全方位的发展。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就是在这样的理性基础上展开的。
中国人是理性的，古代的中国人有信仰但是没有宗教，没有陷入理性思维的漩涡。这也是第一次政治结构大转型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唐之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宗教，但是中国的宗教始终是在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展开社会活动，对中央集权制起到一个辅助协同的作用。印度也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为什么它就没有发生政治结构大转型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和控制就是其主要原因。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不仅有稳定的社会结构，还有着严密的控制机制。细致入微的伦理道德规范，重农抑商、官营盐铁等基本国策，维护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相对稳定地走过了2000多年。我们真应该把中央集权制看作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最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没有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社会系统的稳定成熟阶段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也正是这些严谨的社会道德理念制约了人们的理性创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重农抑商、官营盐铁等基本国策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使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浪潮很难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发生，当然也不可能在走进理性思维漩涡的宗教国家发生。理性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最终工业革命浪潮只有在封建制发展完善，既没有进入中央集权制社会，又没有被宗教严重困扰的西欧发生。在系统的历史观看来，西欧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是一次跨越性的革命。它跨过了稳定的中央集权制社会直接开始了社会系统的化解运动。
资产阶级建立的权力制衡制和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都属于私有制性质，都是通过激发人的本体性（自私性）来促进社会发展的。人们的本体性在私有制的激发下过度膨胀，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性受到巨大的扭曲，因为，社会道德理性取决于人们的本体性和社会性的相对平衡。在两千多年前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形成过程中，私欲膨胀的社会理性和新的生产方式爆发出的社会能量相结合，让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兼并了其它六国。从鲁国的“三分公室”到秦始皇的严刑酷吏、焚书坑儒社会道德理性明显被严重扭曲，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实行，社会道德理性才逐渐地有限恢复。在权力制衡政治的发展形成过程中，私欲极度膨胀的社会理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爆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能量相结合，让英国迅速发展成日不落帝国。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形成了瓜分世界的格局。从“圈地运动”，到贩运奴隶和鸦片；从对外肆意扩张掠夺，到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剥削，社会道德理性也被扭曲至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共意识被资本主义社会普遍接受，被扭曲的社会道德理性才逐渐有所恢复。
与此相反，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阵营里也出现了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的现象，但是在这里不是私欲膨胀的原因，而是公有制被暴力加强的结果。人们的社会性、社会公共意识一旦被暴力加强同样会严重扭曲社会道德理性。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大清洗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斗私批修、造反有理”等都是人们的社会性被暴力加强所造成的。在历史上，奴隶制社会出现的道德危机也是原始社会的公共意识被暴力加强，人们的社会性膨胀发展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和社会性是对立同一的，二者相互制约、平衡统一维护着社会道德理性的正常发展。，任何一方过度膨胀发展都会造成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
公元17世纪以来，第二次浪潮一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潮流，在此期间世界上发生的一幕幕历史剧目都是由它一手导演的。作为第二次浪潮的领军人物——西欧诸国就应该是这一个历史阶段中所有恩恩怨怨的责任承担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西方主流社会对世界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社会迅速发展起来，让世人瞩目。世界各国人民莫不为之振奋，纷纷尾随效仿。然而，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观念极度膨胀，工业发达国家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暴力扩张，社会道德理性被严重扭曲。他们发动战争瓜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让落后的农业国家饱受各种欺凌和屈辱。迫不得已，落后被动的国家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另寻出路。另一方面，私有制观念的极度膨胀激发起社会公共意识的强烈抗争，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在西方社会表现在二战之后社会公共意识重新恢复对社会政治理念的整体控制；在东方社会则主要表现在它把改朝换代的运动机制激发起来，把中央集权制推向了它的膨胀阶段。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是在工业发达国家的直接影响下被动形成的。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不无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从中国近代史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发展过程：在第二次浪潮汹涌而至的时候，尽管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冲突，中国人还是在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可是，当时的西方国家正处在私有制社会建立初期的膨胀阶段，对内残酷剥削，对外暴力扩张。没有招惹别人的中国很快就成为资本主义列强蚕食的对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纷沓而至。中国人被激怒了，他们几经努力，几经复辟，推翻了皇帝家族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开始走向政党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在国家这个层面上的私有制形式被打破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是学习苏俄，继续把家庭层面的私有制形式也消灭掉，走向公有制的膨胀？还是尾随欧美，加强家庭层面的私有制形式走向私有制的膨胀？中国人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最初，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中国人选择了前者。其原因大约有三个方面：除了前面讲的工业发达国家的两个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苏俄的榜样作用。随后，国共两党在这个两难的选择面前决裂了，按照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系统的社会管理理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只能靠战争，内战成了历史的必然。其实按照西方人的政治理念，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的，中国人的内战都不应该发生。经过浴血内战，中国人最终选择了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央集权制推向了它的膨胀阶段。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政党制衡政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中国人民总是把权力交给那些能够按照中央集权制运行规律办事的人。
6 进行中的第三次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
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两次浪潮的冲击波相互撞击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东、西方社会的大对峙，双方一直僵持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浪潮的理性基础是20世纪初出现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随着这两大基础理论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20世纪50年代它才在社会面上逐渐显现出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是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转型的开始。由于第三次社会结构大转型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运动，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正在沿着各自不同的运动轨迹向着一个共同的历史目标前进，我们必须要从全球一体化的整体观念出发，按照系统的历史观来认识当今世界。
6.1 中央集权制的民主化解过程
其实，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是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是从撤销人民公社建制开始的、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里分田到户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了膨胀的公有制对社会的危害。文革一结束，中国人很快就扭转了对私有制的偏见，开始了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确立私人经济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膨胀的公有制巧妙地接受了膨胀的私有制，很多政治家、理论家都认为走不通的道路中国人走通了。之所以大家都认为走不通，是因为大家对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缺乏足够的认识。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辩证的对立统一，所以在第二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工业国家都是政党制衡政治体制；而第三次浪潮的哲学理念是系统整体观念。从系统的科学思想到系统的宇宙观、系统的历史观，它要拥立的决不是政党制衡政治，而是系统的社会管理理念。这刚好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哲学理念。按照第二次浪潮的哲学理念，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建立起来，其上层建筑必然会走向政党制衡政治。是第三次浪潮让中国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焕发出新的青春，是信息科学技术让中国人的中央集权制驾驭工业生产取得了成功。但是，第三次浪潮所拥立的中央集权制绝非是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系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升华，是对第二次浪潮所建立的政党制衡政治的一次大超越。虽然目前它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不久的将来它会以低能耗、高效率成为全球一体化时代政治体制的主流。
2008年1月24日，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认为：在非洲，中国比西方更有竞争力。“西方对中国民主改革步伐缓慢的抱怨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要比批评它的人更有竞争力，官僚作风更少，更擅长与非洲打交道”。[文章见《参考消息》2008.1.26第8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则消息。一叶知秋，它预示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将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相效仿，西方国家在放弃政党政治后也不得不相随的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当然，中国人的政治体制也还处在不断的建设之中。
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换一个角度讲也或许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第一次浪潮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以家庭（家族）的系统控制理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就是家的天下，农民的家庭、地主的家庭、手工业者的家庭等等，各种各样的家庭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就是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而第三次浪潮所要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是以企业的系统控制理念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整个世界即将成为企业的天下，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企业把整个世界网络在一起，个体工商户是企业化的家庭，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也成为一个特殊性质的企业，一个两种生产一齐抓的大企业。人类社会从家庭的天下到企业的天下，政党制衡制仅仅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中间体。这是因为在工业浪潮催生企业迅速成长的时候，国家直接向企业化转移还存在着种种技术性和社会性的障碍，工业发达国家只能暂时应用政党制衡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是系统科学思想和信息科学技术为国家走向企业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也使我们中国直接走向企业化的国家成为可能。运用企业的系统管理理念让不结党营私、不拉帮结派的君子政治成为世界政治体制的主流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机遇和使命。
那么，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以后如何发展才能成为世界政治体制的主流？我们还要一步一步从头说起。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政党制衡政治决不是中国人的明天，中国人是从家庭理念的中央集权制，跨越政党制衡制，直接建立企业理念的中央集权制。不明白这一点你就读不懂中国的近代史，你会为“中国的民主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而苦恼；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中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是在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稳步地前进着，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中国人的20世纪是家庭理念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的过程，任何社会动荡都没能停止中国人的这一民主进程。辛亥革命把中国的第一家庭逐出了政治舞台；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每一个企业的诞生都会把一部份家庭人转化为企业人，让家庭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从事个体劳动的家庭，在市场流通经济的作用下、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成为企业化的家庭；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家庭的历史性作用。中国人的民主就是这样紧紧地围绕着家庭展开的。
进入21世纪，企业理念进驻政治舞台完成国家的企业化改造就成为中国人走向民主的基本方向。也就是说，中国人把国家当作一个企业来打理，企业内部所能承受的民主和自由就是国家的民主自由的标准，企业内部所不能承受的民主和自由也绝不运用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这就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实质，不明白这一点就不知道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人要跨越政党制衡政治走到西方国家的前面，就是要依据系统科学理论和信息科学技术，在拒绝政党制衡理念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学习。
西方国家的参、众（上、下）两院制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因为两院制和政党制衡制在基本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从历史上看，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两院制要比政党制衡制古老的多，在今天人类社会大回归的时代，政党制衡制应该首先被淘汰，而两院制则需要再保留一个历史阶段；从哲学思想理念上看，两院制表达的是一种上下协调制衡理念，属于系统控制的思想范畴；而政党制衡表达的是一种左右制衡理念，属于对立统一的思想范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后者已经明显落伍，我们要顺应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就应该坚决抵制政党制衡制，发展和完善两院制。按照国家企业化的观点，众议院就相当于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参议院则相当于企业的董事会。众议院应该以基础立法，监督检查为主；参议院以参政议政，辅佐政府工作为主。参众两院制符合国家企业化的政治理念，是一种层次清晰的民主政治结构。
中国人有自己的“人大”和“政协”两会制。目前“人大”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发展的都比较成熟，而“政协”的发展与它应该具备的社会职能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在担负着这一部分社会职能。随着中国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执政党会逐步还政于民把“政协”的组织结构和社会职能逐渐充实起来。比如，我们可以在“政协”内设置“国家元老参议院”把甄选、培养和推荐接班人的社会职能承担起来；我们还可以在“政协”内聚集各界精英对政府工作起到一个指导和辅佐的作用。不过，从政党政治到无党派政治是需要全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协调一道共同完成的历史任务，不是哪个国家可以超前跨越一蹴而就的，还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总而言之，把执政党内部暗箱操作的公共权力逐步转移到“政协”中来，使之公开透明、法制化、程序化是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工作重点。
按照上述观点，中国人不仅应该踏踏实实地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学习，也应该不断总结自己的政治经验，认认真真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系统管理的社会主义之路来。比如：在邓小平主席、江泽民主席的交班过程中都出现军权移交滞后的现象。按照系统科学的社会管理思想，这是一个维持社会系统稳定的好方法，在以后国家领导人交接班的过程中还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甚至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让军权比政权晚移交一个任期。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认为这是封建专制遗风，其实他们错了。他们站在西方制衡政治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人的系统管理思想是一种自信心不足的表现。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呢？简单一点说：西方国家的制衡政治产生于工业企业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它为企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提供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政治体制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必须从人类社会一体化的角度来考虑政治体制问题。政党制衡政治是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治体制，给一个中产阶级远远没有形成的国家输入政党制衡政治，很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引发族群对立，造成社会动乱和局部战争。进一步考虑，现有的世界资源又能承载几个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主体的国家呢？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行政党制衡政治，必然会导致部分落后国家长期处在战乱之中。制衡政治与全球一体化之间极不协调，存在着很深的基础矛盾。全球经济、政治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也是政党制衡政治走向衰落的过程，坚持制衡政治理念的政治家会处处碰壁，抬脚动手便错，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换一个角度谈一下：政党制衡政治赋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确实非常具有魅力也最令人向往，移居西方国家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这仅仅是他们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做出的一个选择，而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民主和自由归根结底是由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赋予人们的权利，是依靠一定的物质资源作为支撑的。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远远超越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就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和世界资源还承载不了全社会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之所以能走到现在，那是历史对先进国家的褒奖，是社会发展不平衡所致，后进国家是不可以盲目追求的。搞传销的千千万，能发财的有几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是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过程，政党制衡政治必然会淡出政治舞台，西方的民主自由也会在某一些虚浮的方面出现萎缩，不过他们得到的将是更实惠的民主和自由。
国家走向企业化，西方的民主自由要萎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美国学者惊呼世界在退步，呼吁人们要接受全球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月15日刊载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的文章：“如何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实”。文章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市场时代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试图重新掌控经济，并利用这一控制权增强其全球影响力。文章最后说：“18世纪末，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20世纪，自由市场赢得胜利。如今，世界正在出现全球商业价值体系和规则的又一场重大变化，与过去的改变不同的是，这条新道路不代表进步”。[文章见《参考消息》2008年1月18日 第4版]。实际上，这不是人类社会在退步，而是在进行一次大调整，一次在企业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大调整。全球一体化要求国家进行企业化改造，超越企业理念的自由思想必须有一个适度回调。人类社会的这一次大调整也是为冲向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的民主自由奠定基础。
企业内部的民主和自由，既没有超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又和地球物质资源紧密相联系，所以，国家的政治民主水平应该与企业内的民主制度相互参照，相互协调。中国人现在正在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按照企业控制理念组织的政治体制。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将争相效仿；西方社会在放弃政党政治后也不得不接受。在基础科学理论没有出现巨大的突破之前，整个人类社会只能沿着这个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基础科学理论的巨大突破就是前面“第三章 时间和空间”中所讲的：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要突破“数理屏障”；在科学实验研究上要突破“磁电屏障”]。只有科学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企业内部的系统控制机制被新的科学技术所化解，人类社会才能彻底摆脱地球资源的束缚，更高层次的民主和自由才能降临人间。当然，我们还不能断定科学发展的巨大突破究竟会发生在哪一天。如果发生在近一、二十年，届时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化解，中国人还真的会失去展示自己政治才能的机会。不过科学发展的形势看来没有这么乐观，历史会让中国人充分发挥政治才能之后再进入共产主义。
2008年1月23日，网友范希唐先生在《光明论坛哲学栏目》上发了一个帖子，提出了“普通民众选免党员”的设想。我看到后非常高兴。这不正是一个淡化政党政治、树立君子政治的好方法吗？中国社会基层的民主制度建设就应该按照这样一个设想走下去。既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又不损失执政党的名誉和利益，大家何乐而不为呢？在哲学家的眼里，一党执政的实质就是无党政治。中国现行的“多党协商制”实质上是政党政治走向君子政治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它任何基于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狂妄想法都是非常错误、不合时宜的，背离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讨论至此，我们已经思路清晰、观点明了了。中国人21世纪的民主之路，在基层就要从普通民众选免党员开始逐渐向上延伸；中央高层的民主则要从健全“政协”的组织结构开始，把执政党的政治职能逐渐转移到“政协”这个政治平台上来。当然，这也仅仅是从哲理上笼统地讲一下，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还可能是曲折的、还会演绎出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
6.2今日世界之政治格局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浪潮。由此引发的第三次政治结构大转型是政党政治、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齐步转向“君子政治”的过程。君子政治是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提出的一种说法，与现在西方人提出的“政党后政治”基本上是一致的，也符合卡尔·马克思先生说的全世界各国人民一块进入社会主义的理想。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多党协商制更接近君子政治，而政党制衡制和宗教政治就相对遥远一些。因此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中国人左右逢源、政党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的基本格局。
中国人左右逢源、和平崛起逐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主流；政党制衡政治和宗教政治相互修理、两败俱伤只能尾随其后。很多人对今日世界这样一个政治格局认识不清，还需要我们把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过程详细讨论一下。
如前文所述，20世纪的东、西方社会大对峙是第一次浪潮临终膨胀期和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成熟期相互抗衡形成的。对峙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而相互僵持，最终是第一次浪潮难抵第二次浪潮，东方阵营发生全线溃散，西方阵营大获全胜，冷战结束。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这么简单，东方社会很快就转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能左右逢源、迅速崛起；而西方社会以胜利者自居，肆无忌惮地张扬第二次浪潮的政治理念，思想僵化，进入了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自然会左右为难，迅速衰落。可悲的是西方人已经身陷囹囵而浑然不知。虽然也有不少西方专家、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而第二次浪潮的发展惯性不是几个精英人物就可以阻挡得了的。
还让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末谈起，历经“文革”磨难的中国人彻底认识到了膨胀的公共意识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对公与私的辩证关系可谓是大彻大悟。他们主动出击，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在拒绝政党制衡、坚持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全方位向西方社会学习。打开国门，人们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繁荣昌盛、民主自由，而忽略了制衡政治的弊端和中国具体的国情，在思想意识上进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全番西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在1989年春天酝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在这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先生力挽狂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这一场政治风波，为后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人由此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转轨——从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平稳地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1989年就成为中国人进入第三次浪潮的历史转折点。第一次浪潮是暴力政治，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手段就是暴力；第二次浪潮是资本政治，是资本操纵下的自由民主政治；第三次浪潮是系统管理政治，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拒绝资本操纵的一种民主政治。在1989年以前的中国，暴力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不会使用暴力的政治家是愚蠢的政治家；从1989年以后暴力政治将很快为历史所遗弃，系统管理和民主自由的和谐统一已经成为政治家的基本技能。行使暴力已经逐渐成为政治家无能的表现。
从1919年的“五四”到1989年的“六四”，中国人用生命、鲜血和眼泪培养、筛选了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比起选票推举出来的政治家，他们应该更具有分量一些。他们率领中国人从第一次浪潮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当然功劳是他们的，更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越是深入认识中国人在20世纪的艰难历程，越是感觉到真正可歌可泣的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民族精神。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局势曾经有一个判断：“近几十年内世界上不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随后的经济改革，全面开放正是在这样一个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展开的。可见对未来世界战争的正确判断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认识走向一体化的世界政治局势变化，也要首先从认识世界战争的未来变化趋势开始。
如前文所述，战争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时代标志，不同的历史时期爆发不同性质的战争。中国是在第一次浪潮中发展成熟的国家；西欧诸工业发达国家是在第二次浪潮中发展成熟的国家。历史证明：发展成熟的国家一般不会去发动大规模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爆发的，二战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成熟。冷战时期，《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2012年第26期总第463期
东、西双方都是发展成熟国家，所以看似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其实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几率极低，最终是以非常平和的方式结束了冷战，世界平稳进入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是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日益发展的经济贸易把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一体化紧随经济一体化平衡发展，地球村的概念已经为大家普遍接受，国际行为准则越来越被重视，国家主权被明显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已经无利可图，没有赢家。冷战时期没有爆发的大规模战争，今天更不可能发生，如有发生也只能是与外星人的星际大战。21世纪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与国家、军人对军人的战争，而是人类与自然灾害之间的战争。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导致一个国家灭亡已经不再是耸人听闻，由此国家和军队的性质也悄然在发生着变化。在自然灾害面前有卓越表现的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在自然灾害面前能最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当然国家军队在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环境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只是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
然而现实世界却与此截然不同，世界各地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些都不是社会的主流，都是由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包括现在很多国家的领土、边界之争，中国人的台海问题，也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一般不会引发大规模战争。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西方国家走出第二次浪潮的临终膨胀期，一切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结局，世界的明天是美好的。
究竟他们何时才能走出这个临终膨胀期呢？目前看来，伊拉克战争5年来4000名美国军人的生命和6000多亿美圆的巨额支出已经让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有所醒悟；几万乃至几十万名伊拉克人的生命也让中东各国人民对极端宗教分子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政党政治与宗教政治相互修理已经大见成效，余下来还需要有一个相互打磨的时间。双方必须从思想上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在政治上有一个明显的转变，最终才能逐步进入到第三次浪潮中来。因此我们说：历史才是伊拉克战争的最大收获者。21世纪的战争已经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大家都是失败者。伊拉克战争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对整个社会运动方向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