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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有闲一族吗？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由央视经济频道发起，整合国家统计局的专业调查优势和邮政的渠道优势，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参与分析工作。调查聚焦了公众最关注的经济生活话题，通过数据描绘2011年中国经济走势，提炼国民幸福观。 “调查通过明信片寄回的形式，配合的人比较多，回收率达到80%以上，这在大规模调查里是比较罕见的，回收率高，调查结果更有代表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大源认为，不同于社会调查的发放问卷，本次调查是按统计规律来做的抽样调查，也叫概率调查，结果非常接近全国的实际情况。 除了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居民幸福感调查，今年的亮点是新增加了国人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的调查，调查试图寻找国人收入增加后，在时间分配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同幸福感的关系。 早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就在全国十省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调查样本涉及1.8万户家庭的4.5万人，选取一工作日和一休息日跟踪受访者，并按时间顺序每隔15分钟记录其活动，调查很细致，数据量很大。 据胡大源教授介绍，今年央视关于闲暇的调查结果同2008年很接近，调查发现，闲暇的利用方式能影响受访者的幸福感。 “不排除有些人会很热爱他的工作，工作时间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但绝大部分人的幸福感并非在工作时产生。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工作时间延长，幸福感是不增加的。” 幸福真正产生是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就是产生幸福感的时间——闲暇时间。 闲暇之于幸福 闲暇时间，是指除生存必需时间、社会义务时间、家庭义务时间之外的所有个人可支配时间。闲暇时间可被分为三种类型：必要型闲暇时间、受教育时间和享受型闲暇时间（包括休闲时间、旅游时间、文化娱乐时间）。 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闲时间少，过于忙碌，会降低幸福感。此次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感觉“很不幸福”的受访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没有休闲时间；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约为5%。有休闲时间不一定觉得很幸福，但缺乏休闲时间，幸福感一定会大打折扣。 调查同时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人均休闲时间较少的现状。其中，8%的受访者没有休闲时间，超过65%每天休闲时间在3个小时之内，休闲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受访者只占调查人数的26%，其中大于5小时的更是不到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介绍，从国际水平来看，虽然每年“有闲”的标准会有浮动，但整体趋势是欧洲人每天有5小时休闲时间，美国稍低于欧洲，每天约有3.5-4.5小时。比较看来，国内的工作时间比欧洲要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国人的休闲时间同国际水平还有距离。 在地域上，闲暇地区的分布和经济发展程度也有一定关系。根据调查，休闲时间比较少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从辽东半岛到长三角，包括天津和北京，这些区域收入水平比较高；而休闲时间比较多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收入水平较低的西南地区。将这两种分布比较时可以看到，收入和闲暇，似乎处于两者不可兼得的状态。 但进一步研究调查报告，可以发现年休闲时间的多少同收入也有一定关系。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人群中，12%没有休闲时间，在这个收入水平的受访者中，拥有1-2小时休闲时间比较普遍；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不到6%的人没有休闲时间，2-3个小时是占最大比例的休闲时间段，闲暇在3小时以上的超过30%。 调查中，70%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由此可见，我国大部分人还没有达到“闲钱兼得”的境界，对他们来说，休闲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需要靠收入来购买。这多少说明一个道理：在收入没有达到“门槛”之前，人们很难实现“有钱有闲”的状态。 如果说，闲暇是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收入水平则可影响这种幸福感的层次。但根据这次调查，国民休闲活动比较单一，大部分人都热衷于上网和看电视，而且多数会选择娱乐类节目，选择出门看电影、戏剧，参加培训的人并不多。这种休闲方式多少有些被动，不利于激发创新意识。 但这也是很多人无奈之下的选择，笔者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同学就曾感叹，高收入者能选择的休闲活动很多，我们却不得不用些“经济”的方式，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休闲，而是没有资本休闲。 “这种情况下，需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据魏翔在美国的研究，习惯于被动休闲还有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人网聊的时候美国人喜欢阅读。还有，我们崇尚静态休闲，很多人对体育锻炼潜意识里就不积极。” 魏翔还谈到了一些在美国的见闻，比如中国人锻炼时间很少，收入高的人也是如此，而且从整体上看，锻炼的比例在下降，这和美国的数据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收入越高，健身的人越多，他们崇尚积极生活的态度，追求匀称、健康的身体。 “因此，休闲教育是重要议题，需要在中国推行。同时，国家有责任将更多税收用于公共休闲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均衡的分配机制。如果分配失衡，富人不光在收入上占有绝对优势，在生活享受方面也是这样。” 另外，收入确实会影响休闲质量，但本质上关系并不大。生活观、性格、社会保障体系、民主化进程等因素，才是影响休闲质量的主要因素。“在个人层面，要转变观念，学会用生活引领经济，了解生活的目的。” 总之，要摆脱这种无奈，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保提升势在必行，这是对闲暇的基本保障；同时，人们在学会工作的同时，更要学会休闲、学会生活。 闲暇之于转型 近些年来，很多发达国家开始了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进程中一个重要标志是，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以第二产业为主要增长模式的经济形态将让位于服务产业。作为其中潜力股的闲暇经济，将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 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我国虽距“休闲时代”还有差距，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早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和专利，日益呈现出大众化、多样化的趋势。 休闲的大众化趋势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已初步具备了休闲的基础条件和基本要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数人有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工作之余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人们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和自身发展，而快节奏生活也成为推动人们参与休闲活动的动力之一。 魏翔介绍，我们创新的源泉更多来自生活，而不是工作。要避开简单的模仿式创新，形成更有竞争力的原始型创新，需要一定的闲暇时间作为保障。 目前，欧洲已经通过福利改革、完善社保等方式，保证国民有时间自由阅读和自由思考，这样容易激发出原始型创新。相比较下，在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总GDP和人均GDP迅速升高，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延长工作时间。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所做的日本国民幸福感调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映衬下，日本人的幸福感却近似于一条水平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日本时人均GDP处于低位，这种模仿式的创新不能使经济持续健康有力地发展。 针对我国现状，魏翔说，“我国现在的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如果不能释放一定的有效闲暇，而是用投资和金钱来刺激的话，不出十年，我们很可能重现日本曾经走过的创新老路。日本已经不玩了，我们继续玩。” “闲暇经济是要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来促进人们健康消费、进行基于兴趣的原始创新、提高生产的效率，而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这将促使企业的生产方式和投资模式转向更加注重效率和品质的方向。” 除了能促进创造性生产，闲暇经济还能带来健康消费。一定的收入水平和必要的闲暇时间使人们能够消费服务业产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休闲产业基本由服务性产业构成，这类产业所需的投入资本不大，具有较大的产业关联度，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以旅游休闲业为例，旅游业的发展能带动交通运输业、旅馆餐饮业、娱乐业、旅游商品业等一系列行业的发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据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李江帆等人对广东省旅游业的一项估计，旅游业每增加1人就业，大约能给三大产业提供约6.2个就业机会。 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国民经济比重中的增大，将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来配套，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高效地积累人力资本、营造优良的制度氛围、提高国民的消费动力、激发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此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和活水之源。”魏翔说。 总之，休闲时间是国家和个人在增长方式转变上互通有无的桥梁。闲暇对个人生活方式的调整和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都有重要意义。在个人方面，闲暇能够带来生活中的幸福感，激发工作中的创新；在国家层面，创新有利于企业更加高效地运转，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引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闲暇之于社会 谈到闲暇经济，人们的注意力更多转向中间阶层及以上的各类闲暇活动，因为他们拥有闲暇时间，和足够用于闲暇消费的支付能力，他们的闲暇形式将引领着社会闲暇消费的发展方向，因此应该对这个群体尤为关注。 而魏翔也坦言，中国社会面临着“向下流动”的危险。“向下流动”出现在日本知名社会现象观察家三浦展的著作中，指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向下流动，成为中下阶层。 “中国应对此加以警惕，通过发展经济、提高收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产阶级，最后像漏斗一样，流到下面去了，中产阶级越来越少，下层人民越来越多。中间阶层特点是，对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什么都有意见，但是对什么都不抱改变的希望，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向下流动的情况。中间人处在中产阶级和收入下层中间，他们动一动就是中产阶级，稍不留神就会向下流动。我们看到的中产阶级，状态是很无奈的。” “现有中产阶级目前面临的问题跟国家一样，国家稳增长，他们保收入，但现在来看，他们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遇到很大问题，保收入是很困难的。比如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可能就是中间阶层，但是以后，怎么才能更加有效益？英国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出台了很多政策，例如其中的产业培训，不仅培养技能，还针对兴趣培养。这也是闲暇经济非常关注的一点，效率的超水平提高需要兴趣刺激，产业培训则能帮助养成兴趣。而且培训是免费的，开放性强。” 但与此同时，调查中有相当数量的收入偏低的“中间人”也值得我们关注。胡大源说，统计中一般比较关注两头，中间的比重更大，学术上比较容易忽略，媒体往往也是关注比较特别的地方。但还有一些处在中间的人，他们年龄在中段，教育水平、收入都在中间水平上。 “分析他们的特点很有趣，从数据也可以读出历史的痕迹。这些人往往是人到中年，小时候读书的环境没有那么好，现在多是默默地做很平凡的工作，他们也希望自己过更好的生活，但这么大的群体，改变起来谈何容易。这些人占社会中很大的比例，媒体也应在报道中对这些人保持一定的关注。” 对于“中间人”，魏翔的观点是，国家和自己都应该寻求一种方法，实现效率。“如果国家不能帮你，自己也要找到方向。工作上的事由老板定，我的休闲生活该怎么过呢？应该确保休闲生活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中间人比富人更加迫切的需要闲暇时间。” 但目前，即使是在经济发展很成熟的西方国家，闲暇经济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作为一门“致用之学”，西方经济学的关注点一直是以生产为核心的各类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闲暇常被当成工作的对立面来研究，对闲暇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脱离了贫困等“富裕前问题”，经济效率和民生幸福等“富裕后问题”开始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闲暇经济不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解决“富裕后问题”的一剂良药。 正如魏翔所说，“人们一般通过考察工作和生产来考察经济状况，但是，闲暇和生活，是经济硬币的另一面，掀开这一面，得见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