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系列专题：《中国教育对比美国的缺陷：培养精英》
19世纪末，当皮博迪通过格罗顿把英国的寄宿制教育变成美国教育界的样板时，英国寄宿制的公学毕业生进入牛津、剑桥，强化了那里的寄宿学院已经有的文化共同体的精神氛围。大学住校的经验，成为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牛津、剑桥的学院制施行师生共宿，教授和学生常常有一对一的授课；学生通过体育竞赛、共同的饮食起居，培养对学院这一共同体的认同。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些都是培养学生的品格的必要手段。当时的著名记者埃德温·斯洛森（Edwin Slosson）严厉抨击德国化的研究型学者使师生之间形同路人，使美国大学失去了牛津、剑桥所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精神。他认为，每一个大学生，在学期间要有至少一个教授作为他的密友。这个教授不仅了解他的学术训练和进程，而且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他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他的能力和不足。不过，这样的呼声一直被强调大学的研究性、知识的创造性的压倒性诉求所淹没。 1906年，艾略特从哈佛校长的位置上退休，尽管他有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但最后成为哈佛校长的，是异常保守的洛厄尔。皮博迪对此异常振奋，希望艾略特的离任给哈佛带来新的精神氛围。 洛厄尔也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豪门，是优秀的法学家。他对滚滚而至的移民，特别是从东欧等地而来的移民痛心疾首，认为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受到了威胁。他认为任何成功的民主，都是建立在种族、文化的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教育上，他信奉皮博迪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理想，认为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全面的人格"（a well-rounded manhood），使学生在身体、灵魂和思想上都达到完美的境地。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帝国的命运决定于年轻人的教育。"因此大学培养的精英必须在知识和社会层面都有强烈的凝聚力。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才能在于他们高度的自治的能力。这是其优越的政治传统之精华。当时牛津、剑桥还没有授予博士学位，在知识的创造上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些对洛厄尔来说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牛津和剑桥培养的学生受过广泛通才训练，社会技能纯熟，能够充当社会的领袖。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认为哈佛当时把研究院、职业学院摆在本科教育之上的倾向必须扭转。他对当时校内贫富学生隔离的居住状态深恶痛绝。当时"金岸"地区和哈佛院地区学生的隔离，已经超出了贫富的层面。因为"金岸"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富家子弟的天下，哈佛院则大多被贫穷的犹太学生占据，有一个宿舍竟被称为"小耶路撒冷"。这就破坏了学生之间文化的凝聚力。洛厄尔在1902年就以一个教授的身份给校长艾略特写信，称这样的贫富隔离会破坏哈佛的核心价值，使学生丧失基于平等的校园生活的民主感情，把那些富家子弟腐化为势利小人。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当校长后于1914年领导建设了4所本科新生宿舍，并在1931年到1932年间，终于建立了哈佛的住校系统（Harvard‘s residential house system）。他深信，这样的宿舍系统将把来自不同阶层、地区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培养他们之间的亲和力。 在哈佛建立新的本科新生宿舍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法。在20世纪20年代，耶鲁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本科生寄宿学院系统，加州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也建立了本科生学院制。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本科生学院并无长足发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44所本科生学院创立。最大规模的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用住校的学院作为基本的大学组织单位。牛津、剑桥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再次成为美国大学发展的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