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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中国教育对比美国的缺陷：培养精英》
19世纪美国建设研究性大学的潮流，基本上是模仿德国的大学模式。20世纪初开始的本科生寄宿学院制，则是遵循英国的传统，特别是牛津和剑桥的传统。当时德国的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激发了美国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但是，从文化源流上讲，美国与英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英国对美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所以，20世纪初美国开始以剑桥特别是牛津为范本，建设本科生寄宿学院，以制衡研究性大学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1860年到1910年间，美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德国的影响之下。一批受德国大学训练和影响的教育家，掀起了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运动，并且得到了许多财团的资助，硕果甚丰。1876年，当以研究为导向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时，美国的研究性大学还处于雏形。但到了1880年，形势大转。哈佛大学首先给其教授半薪的学术休假。在高等教育界，要求给教授休假进行学术研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蓬勃发展，本土博士的产量大增。到了世纪之交，在大学找个教职没有博士学位几乎不可能。1901年，耶鲁宣布把研究成果和在全国的学术声誉作为评定教授的标准。斯坦福大学甚至把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年度报告中公布。到了1910年，大学的目标被定义为创造知识、培养具体领域的高级专家。过去的通才教育，以及那种对心灵、智慧、品格的全面培养，似乎已经变得过时了。 这一发展，引起了教育界许多人士的反对。在他们看来，重视研究的负面结果是本科生教育受到忽视。研究院过分庞大，在大学中已经喧宾夺主。强调研究性，大学逐渐围绕着系来经营；教授一心做研究，把教学看做一个负担，不投入热情。更重要的是，学校规模的扩大，使师生的关系更加疏远，学生得不到必要的人生指导，只是学了一些具体的技艺，有知无德，难以承担领导社会之重任。所以，他们强调：大学的目的，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一个完整的人"（educating the whole man）。研究性大学正在腐蚀大学传统的人文价值。 在这一反对派中，有几位重量级选手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先是在普林斯顿当教授，在1902年到1910年间出任普林斯顿的校长，后来当了新泽西的州长，并于1912年当选美国总统，又于1916年连任，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总统。他提出，大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学，更在于"学的精神"。对于学生的个人发展而言，重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大学生活"（the totality of college life），而非仅仅是课堂教学。学生和老师课外的交流，和正式的教学一样重要。教师除了要对学术作出贡献外，还要和学生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大学应该是一个使学生能够安居的"心灵的花园"（a garden of the mind）。 不过，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校长的任上仅待了8年。1906年，他试图把普林斯顿本科生的餐饮俱乐部改革成住校制的本科生学院，引起校友的反对，未能成功，但由此赢得了改革者的名声，为将来从政挣来了政治资本。190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提出把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学院分为8个学院（quadrangle），师生共居。但他1905年去世，壮志未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