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教育对比美国的缺陷：培养精英》
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与大学校长 美国的大学受两个传统的影响。一是来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和社会技能，强调教师和学生个人间的交流，在形式上是以寄宿本科生学院为大学的主体。另一个是德国的研究传统，注重知识的创造，研究院在大学中占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大学集这两个传统之大成，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即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服务，务实，并有着市场竞争的企业精神。 英国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在威斯康星大学时曾经惊叹美国大学的务实精神："当农民种的大头菜出了问题时，大学教授竟被派去对种植的失败进行科学调查！"这在当时的欧洲还是很难想象的。 美国是个主权在民的社会，小民百姓手里掌握着政治资源。高等教育虽然开始时服务于精英，但很快就面临着为普通人提供机会的压力。实际上，1862年的"莫里尔颁地案"，就把实用学科抬到了和传统的人文学科平行的地位，意在激发老百姓的创造力，回应现实的需要。20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评论说，对一般的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教育就是他的宗教。不过这种宗教必须实用，而且能够带来"红利"。 这种对"教育红利"的追求，成了美国大学的一个主流文化。美国的大学，是把学术与企业联系起来的先锋，我称之为"大学下海"。如今美国大学从自己的专利和许可权中每年挣得10亿美元。有170所大学有开发性机构。另外，一些名牌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大得吓人。以2004年财政年度的数据计，哈佛的捐赠基金为225多亿美元，雄居第一。第二位的耶鲁，也有127多亿美元。这些资产，要投入股市增值，经营得是好还是坏，一年就可以有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之差，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实力。所以，这些学校用来经营捐赠基金的首脑，都是能够驰骋华尔街的财神，年薪至少百万以上，远远高过校长。 务实的传统，赢利的欲望，激烈的市场竞争，自然也渐渐转化了大学校长的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学校长，如哈佛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不仅是他们的时代的教育领袖，而且是文化领袖、社会领袖，经常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言。现在的大学校长，即使在教育问题上，也很少表明自己的立场。像哈佛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2005年讲了几句自己对教育、研究、女性的看法，不留神说走了嘴，差点儿被赶下台。更多的校长，大部分时间在为学校募捐。据《高等教育编年》的调查，目前有53％的美国大学校长，每天都在从事募捐活动。这已经是大学校长的首务。在被问及他们如何定义自己作为校长的成功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平衡预算"，而不是"建立优异的教育体系"。几年前听一个耶鲁的顶尖教授在那里发表高论，解释为什么大学校长挣的是普通教授的好几倍。他说："一个校长，必须在学术上出类拔萃，又能跨出本学科，像个交响乐队的指挥那样领导一群特立独行的学者。有这个本事的人本来就少。而这些人一旦担任这样的行政职务，一天到晚就要在那里为学校弄钱，放弃自己心爱的学术，牺牲太大了。所以，非高薪不能吸引这样一流的人才当校长。"
但这样的解释，在当今的大学竞争中越来越像是老黄历了。道理很明显，既然大学校长的主要职务是搞钱，那么为什么不雇一个专门理财的人来当校长呢？校长的职责和就任资格是跟着时代变的。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大学还没有完全从教会独立，当校长的大部分是神职人员。后来随着大学的独立，希腊、拉丁的古典学者和英文教授开始担任校长这一角色。等研究性大学建立后，许多科学家也开始当校长。如今，市场大潮排山倒海，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从学术圈外招募校长。比如维吉尼亚的伦道夫-梅肯学院（Randolph-Macon College），是个小有名气的文理学院，其即将离任的校长罗杰·马丁（Roger Martin）是牛津训练出来的教会史专家。但他的继任者罗伯特·林德格伦（Robert Lindgren）却仅在佛罗里达大学拿了个法律学位，在牛津拿了个管理硕士，没有博士学位，根本不具备在大学教书的资格，也没有教书的经验。但他是个职业募捐人，曾为他的前两个雇主募集了30亿美元。在接受这个校长职务之前，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首席募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