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问：
香港近来很不妥。什么示威，罢工，连公务员也参加。再加上现在搞环保搞的风声鹤唳。教授，你认为香港经济还有救吗？
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尤其是一九九三左右，我对香港的经济前景看好，相当好。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快，而它们需要的人才很多是香港提供的，例如管理、金融、英语、科技、信息等。数之不尽的香港人，尤其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士都跑到国内去赚钱了。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突然间对香港的前景看淡，认为它们的人才优势将会消散得很快。我的主要证据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北京每年都派大约三十个精选的学生到香港大学访问，而这些学生通常要求会见我。一九九六年那一次与三十位中国学生会面，他们的知识与思考能力明显地超过香港大学的学生。虽然，这三十位学生是精选出来的，但我们港大的学生也算是香港的精选，香港的学生是给比下去了。第二方面，大约一九九五年起，跑到国内赚钱的专业人士不少回归到香港。主要是那些受聘的，因为薪酬过高而被解雇了。
九十年代后期，同样水平知识的青年或专业人士，香港的薪酬比国内的高出起码五倍，高出十倍的也常见。这是我在一九九六年底在一家香港报纸的访问中直言香港大势已去的原因。跟着我见香港的公务员及教师们，那些由政府支薪的，薪酬一律高企不下，我就对香港政府的朋友力谏是大错，因为政府发出的薪酬对市场有误导作用。
不管香港的从政人士怎样说香港与大陆之间互相协助，怎样互辅相成，二者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是无可避免的。一九九六年底，我说香港将会有十年或以上的不景，后来还是北京推出的“自由行”及类同的政策帮了香港一个大忙。自由行当然是应该的，不仅对香港有好处，对大陆也有好处，是早应推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