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第50届金马奖上，曾获威尼斯评审团大奖的蔡明亮电影《郊游》几无悬念地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两个大奖。和此前的《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一样，这又是一部获得台湾电影辅导金的佳作。 电影辅导金制度已有颇长历史，是台湾官方出资及主导的一项政策，旨在鼓励台湾电影产业及发掘台湾电影人才。上世纪90年代，台湾电影产业一度低迷，辅导金也因而受到诟病。近年来，辅导金改制后诞生了一系列叫好又卖座的电影，有人将台湾电影的这一轮复兴也归功于辅导金。 “没有辅导金很多梦想都不可能成真。”王金贵导演对时代周报记者说，2005年，他曾获得辅导金拍摄电影《人之岛》，“在电影不景气的那些年，辅导金其实是救助金，让台湾电影得以运转下去，直到守得云开见月明”。 没有辅导金，就没有后来的李安 台湾电影的上一次繁荣，要追溯到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新浪潮电影。那时的台湾社会，正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在社会变迁的启发下，台湾电影告别了60年代的主旋律“健康写实片”、70年代的功夫片和琼瑶片，开始把故事题材聚焦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上。 在张作骥的《光阴的故事》之后，台湾新浪潮电影迅速发酵。此后杨德昌、万仁、柯一正、曾壮祥、侯孝贤、陈坤厚等人相继拍摄了多部呈现真实本土生活的新电影，在国际上屡有斩获，那是台湾新浪潮影人最辉煌的年代。 就在那时，王金贵从缅甸果敢地区到了台湾求学。1988年，他从台湾文化大学戏剧系影剧组毕业。“留在台湾是要吸取映像艺术方面的东西，希望自己可以在影视领域创造一番天地”，但他迎来的是台湾电影一次由盛而衰的转折。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电影史上最灰暗漫长的寒冬来临了。全年发行的台湾电影数量从1989年的103部，下降到1990年的82部，再跌至1991年的33部。 “国片制作辅导金”正是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1989年，台湾“行政院新闻局”设立了台湾电影辅导金，最初每年补助10部电影，每部300万元（新台币，下同）。 辅导金诞生的第二年，在美国当了6年家庭主夫的李安回到台湾，在辅导金的资助下拍出了处女作《推手》，其后的“父亲三部曲”都得到了辅导金。很多人说，没有辅导金，就没有后来的李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南国，再见南国》，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在辅导金的扶持下诞生了很多杰作，也成就了一代大师级导演。 辅导金的设立是为了资助台湾电影发展，这个出发点得到多数人的认可。然而日后围绕辅导金产生的巨大争议却是始料未及的。 “主流观众全部不见了” 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带着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光环，在台湾本土收获了一亿元的高票房。这让台湾电影人见到了“国际获奖”带来的好处，不少人效仿侯孝贤，拍起了“老城市、老房子”的晦涩文艺片。台湾导演戴立忍回忆，比侯孝贤小、比他大的那代导演，很多都去追随侯孝贤了，但都没法达到那个高度。《悲情城市》之后四五年，主流观众已经全部不见了。 这些艺术电影得到了国际影展和艺术电影市场的青睐，却和观众走得越来越远，票房节节败退。从开始的朴素，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越发“闷”、“看不懂”，文艺片成了票房毒药。“只管得奖不管观众”、“反社会化的精英主义”等批评纷至沓来。 本是“辅助”性质的辅导金，事实上成了“主导”。早期电影辅导金倾向支持为参加国际影展而拍摄的艺术电影，在国际影展中得奖又即给予大额奖金，电影公司于是转向拍一些“影评人喜欢的参展片”忽视观众，甚至将“获得辅导金”作为开拍指标。 相比之下，台湾电影的商业运作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不少影人失望之下陆续出走，传统的商业电影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挪往更有明星号召力和商业活力的香港，再将这些电影以“港片”的姿态输入到台湾上映。1994年，在台湾发行上映的本土制作只有29部，港片则多达137部。同时发生的还有好莱坞电影在台湾市场大肆扩张，本土电影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毫无还手之力。 王金贵毕业后只好选择了广告和电视剧领域，一方面是积累影像与戏剧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也坦承，“做电视剧也是为了生存”。他回忆说，那时很多电影工作者转入了电视领域，同时出现了很多挂，如侯孝贤挂，张作骥挂，用个人感情招回了部分工作人员。“回到电影环境，基本上大家都在做理想和筑梦。总之电影环境养不活人，但却是寻梦的好环境。”王金贵拍电视之余，后来也投向了张作骥的那一挂，担任了张作骥导演的《忠仔》、《黑暗之光》、《蝴蝶》的副导演。 到了1999年，辅导金总金额已由3000万元增至1.2亿元，但年度发行的本土电影制作却由103部降至不到20部，其中大部分还要依靠辅导金，台湾电影萧条走到谷底。2003年，本土电影仅出产15部，票房加在一起1500万元，不及总票房的1%。 不少电影从业者将台湾电影的衰落归咎于辅导金政策的不健全，“越辅越倒”是对辅导金的讽刺。但也有声音说，如果没有辅导金保留下最后的火种，台湾电影绝地逢生的那一天可能会更迟到来。 “阶梯式”人才养成改制 2005年，王金贵在400万元辅导金的帮助下，完成了电影处女作《人之岛》。灵感来源于和他长期合作的达悟人录音师眉巴纳，讲述了生活在兰屿的原住民的故事。电影后来获得了亚洲影展最佳电影奖，但当年在台湾上映并不卖座，让王金贵负债累累。“我拍了700万，除了辅导金400万之外，可以说全部亏了。拍完之后，宣传费就没了，行销跟宣传是我的死穴，结果就是票房不好。” 同样命运的辅导金电影还有很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同年，辅导金改制，辅导金不再全额资助一部电影，最多只占50%的投资比例。“如果要给一个片子500万，片方必须再凑500万。片方自己也出了钱，为了把本捞回来，就得请明星来，还要拍得好一点。这样才慢慢出现了类似《海角七号》这样很多好看的电影。”时任辅导金基金会董事长的朱延平说。 此外，辅导金依据制作规模分为三个组别，旗舰组、一般组和新人组。台湾“文化部影视局”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旗舰组鼓励台湾电影朝大型电影及跨国合资合制的方向制作，以吸取国际经验，并扩展台湾电影市场、国际行销；一般组是培养电影制作人才的中坚机制，主要辅导已执导或制作2部以上电影长片的导演或制片，制作兼具“文化艺术”与“商业市场”等多元价值或类型的电影；新人组辅导具备拍摄短片经验的新人导演持续从事电影制作，从低成本电影开始循序渐进地培养历练。“阶梯式”人才养成机制逐渐形成。
商业对于电影的价值重新被重视，“无论是具文化艺术性或是商业价值电影，均是本局辅导的对象，不能偏废”。商业导演也受到重点培养，如《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痞子英雄》导演蔡岳勋等。 后《海角七号》的思考 有人称2008年为台湾电影的“光复年”，因为那一年出了部《海角七号》。 2006年，没有拍成《赛德克·巴莱》的魏德圣拿到了500万元辅导金筹拍《海角七号》。他一心想拍成5000万的大制作，不惜将自家住房拿去抵押。该片上映后取得了5.3亿元票房，成为台湾60年来最卖座的华语片。 《海角七号》的成功是否会带动台湾电影复兴的风潮，当时没有人敢轻易下结论。随后的5年，有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等电影，台湾电影给出了答案。和低迷期艺术电影主导的情况不同，以一般大众为市场目标的商业电影重新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 一时间，“台湾电影复兴”成为电影从业者、媒体和影迷都在关注的议题。人们对辅导金的认识也从一边倒的诟病多了些认同。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会把钱给你还不要版权，只有台湾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台湾电影界才有那么多文青，那么多逐梦者。”王金贵至今都很感谢辅导金对《人之岛》这样的小众电影的扶持，但他并不完全乐观，“所谓好转算是假象，成功的片子，只能说是个案。有些作品是做理想，有些作品是做票房，只能选一。”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正在嘉义拍摄电视剧，并且期待着拍下一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