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履历门”后出新书，国内关注寥寥 加藤嘉一在中国的遭遇有点意思。2012年10月，这位曾被称为“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的年轻人，被日本杂志《周刊文春》揭露伪造履历。随后事情发酵，加藤嘉一被国内媒体陆续“扒皮”，名誉一夜坍塌。 彼时的加藤已在哈佛大学访学，距离成为他的天然屏障。履历造假事件后，加藤一直没有回到他成名的地方—直到今年10月在北京停留了短暂的一周。他否认这是因为“造假”事件：“我明年30岁了，今年也是我离开日本的第一个十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美国多花一些时间也好。这样的话，离中国有一点远—从研究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享受这种距离感。”他这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今年10月，加藤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和前两部不同，这大概是加藤出的动静最小的一本书—大陆媒体对此的反应近乎于零。“关心我的很多中国长辈，包括媒体界的，他们都跟我说过，如果我不回（中国）的话，以前打的基础可能就白费了。我知道这些很有道理，但是我这次离开，心里认为是暂时离开。”加藤表示。 在美国回望“北京胡同里的阿姨” 作为加藤“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在中国的那些日子》汇集了2011年到2012年这一时间段内，加藤在全国各地游走的感受及演讲内容。“我在中国九年，因为上课、工作等原因，没有办法长时间离开北京，只有最后这一段时间，可以在全国各地看看。”加藤说。 书中还重点谈及了“纠结中的中国大学生”的谋生状况，“如今不少中国精英把香港视为他们谋求发展的战略地带”，加藤认为，“相对美国，香港是一个更快捷的、离开大陆的方式，难度也没那么大”。 在自序里，加藤没有描述太多书中内容和个人感受，他重点描述的，是自己一年来在美国的生活。他认为这是关心他的读者更想了解的东西，同时也是他自己最想说的话。“是回望北京一些胡同里的阿姨，以及思考一些两岸三地关系等”后所写下的。 加藤的美国生活与北京有很大不同。在美国，加藤没有多少应酬，过起了最单纯的校园生活。在北京，加藤基本不做饭，到了美国，他常去唐人街买菜，几乎每天都做饭。 只有跑步是不变的习惯。在北京的十年间，加藤每天早上都要跑上十几公里。这一习惯延续到了美国，每天上午写作结束，他都会外出跑步。“日本人的安全感是从生活规律中来的。”他说。和在中国的那些日子相比，在美国，属于加藤一个人的时间明显增多了。“我已经活了28年，但可以说，我是到美国以后，才第一次体验生活。” 面对这种平淡安静的生活，加藤竟然多少有些不习惯，“平静得都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他甚至开始怀念国内地沟油饭菜的味道，“美国挺无聊的，吃得不好，而且贵。我没有办法感觉到在中国的那种活力。当然，中国的生活很容易令人透支，但是如果二选一的话，我更喜欢中国。在美国，我没有什么归属感。但每次只要回到北京，我就会产生一言难尽的归属感。” 加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写到这里，突然怀念起曾经生活了将近十年的中国。在美国生活，虽然环境很美丽，内心很静，但总觉得缺点什么，心里很空虚。我想念中国的节奏和气息，活力和味道。” 尽管如此，今年10月，加藤回北京，也只停留了大约一周。“你先出去，然后在那里一段时间，为的是以后更好的发展。我接下来的人生，会有比2008年到2012年那一段时间更加充实的时光，是我不太能够想象到的。” 在美国，加藤从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继续观察中国社会发展，但并未把这部分收进新书，因为这属于他的下一个计划：“我在美国也才一年，如果要从美国的角度观察的话，我认为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以前身边的都是泡沫，崩溃很自然” 时代周报：你在哈佛目前主要研究的还是中国课题？ 加藤嘉一：我在美国至少还要再待一年，主要是研究和中国有关的课题，包括中国民族化研究以及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方面。哈佛这边比较鼓励我多参加和中国有关的一些研讨会。美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希望能够多行走，因为我觉得行走毫无疑问对读书来说非常重要。这跟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观察中国、反观日本是一个道理。现在我是观察美国、反观中国。这很重要。 我在美国行走，坐地铁，和老百姓聊天，买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大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有没有能够互补的地方？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中日是有相同的地方的，比如老龄化社会、环境保护、贸易摩擦等，所以中国和日本有很多互补的空间。但日本和美国主要就是战略关系，互相利用。 时代周报：有很多中国人也在美国研究中国课题，你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加藤嘉一：我的观点，我会非常坦率地表达。我回答的时候，一些中国同事会微笑地看着。我在哈佛，并不是说替中国人传播或者是替美国人思考，并没有这个意思。我毕竟不是来自中国，我只是一个观察者，那么，我希望能够把一些中国国内学者以及很多美国学者不太体会得到的现场感，尽量表达出来。至少过去几年，我曾尽量去深入这个社会，去和中国人沟通，闻出了中国的味道。我希望能表达出我所认为的、相对真实的中国。 时代周报：你在书里面重点谈了民族主义。你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有什么不同？
加藤嘉一：我从来把中国的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朋友态度，他是我的朋友。首先我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现在中国社会在变化，经济在发展。再加上内政与外界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社会与制度的关系，种种关系都在变革之中，在这个时候，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工农群体会不得不被卷进去，连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尤其是在对日本的态度上。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至少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在中国，有一批民族主义者正在蔓延。我始终把它视为能够让我进一步成长的、能够鼓舞我勇敢面对中国市场的一批朋友，甚至是老师。我始终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当然有些话对于我来说有点可怕，比如“日本狗”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观日本的民族主义，很多时候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崛起，日本越来越感到自卑，所以会批评中国。其实我认为中日双方都处于一种既自信又自卑，两者共存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二者应当互动、互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短期内无法消失。 时代周报：“陆港矛盾”现在是关注焦点，你在书里也重点谈到了。面对港人指责内地学生抢占学位和工作机会，你怎么看？ 加藤嘉一：竞争是存在的，毕竟两者在价值观的认知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互相厌恶、警惕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矛盾的形势也将持续一段时间。港人对大陆学生的指责，我也随时能听到。我认为只要香港方面放开限制，积极要大陆学生，大陆学生肯定是纷纷过来，他们又那么聪明，港人恐怕竞争不过。我认为，香港政府在教育和就业上应该给予（大陆生）合理的限制，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两者之间的良性竞争是唯一的办法，而不要陷入加剧相互仇恨的恶性循环，甚至“内斗”。 时代周报：如果以后想在中国发展，担心履历事件可能会有影响吗？ 加藤嘉一：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事件，能够梳理自己的很多东西，包括自己的人脉，比如有哪些该打交道的朋友、该合作的对象。以前这些都太多，我忙不过来，但其实身边这些都是泡沫状态，最后崩溃了。泡沫崩溃是一个大的问题，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微观视角来看，我当然会有顾虑，包括有一些事情可能会进行得不顺利，但这都是自己回归正常的必经之道—哪怕缓慢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愿意正面看待。 时代周报：可不可以说，你已经不大介意履历造假那件事了？ 加藤嘉一：不是不大介意，是根本不介意。这个事情让我更加清楚地思考，我应该和中国建立怎么样的关系。我对中国的市场也好，对中国人也好，都充满信心。接下来，如果回来，如果做一件事情，我能够做到也好，做不到也好，都是我本人的能力、个人的魅力。我不要找任何借口。 时代周报：访学结束后到底会不会回中国发展？ 加藤嘉一：我特别希望我的言论能够在中国的言论市场上打开一点点东西，现在的中国言论市场也多样化了。但是，如果我不提高或者不深化自己，能力、视角、容量等很多事情都将是重复的。所以，我到底要离开中国多久？看情况。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的轴始终在中国。虽然我现在身在美国—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好—其实我对美国社会不太感兴趣。 加藤君现在如何了？ 张子宇 加藤嘉一是红在中国再反过来杀回母国的标本。红了的加藤嘉一，频频登上日本主流媒体，出版多本书籍，和池上彰、天儿慧这些日本本国的中国问题权威并席而坐，发表评论。 最终将他推向个人信用危机崩塌的，是自己的同胞。2012年10月31日，日本老牌杂志《周刊文春》刊登了一篇《揭露在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伪造简历》的文章。该文章还引用了部分中日媒体人士对加藤的评语：“在中国说日本的坏话，而在日本却说中国坏话。” 苦笑。冷笑。摇头。 这是我遇到的诸多在华日本媒体人在提到加藤嘉一时的反应。基于日本人暧昧的性格，不太可能从他们那里听到特别直接的评价，最多就是“你们不能把加藤嘉一的观点作为对日本问题的参考”。 他们为什么不待见加藤嘉一？ 首先，在华的日本媒体人基本上毕业于东大、早庆等名牌大学。在大学阶层意识强烈的日本，草根屌丝出身的加藤嘉一被这些人看不起纯属正常，被揭露作假后，无疑加强了这种效果—“原来那家伙在说谎，果然不是精英出身啊！” 更重要的还是加藤嘉一本人的真实水平。加藤嘉一写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滋有味，一旦涉及到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话题，就绕来绕去，言之无物。类似“看完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的吐槽非常多。 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加藤嘉一毕竟是一位个人能力颇强、想法颇多的年轻人。现在还不可能确定他的未来。从我来说，还挺期待他在美国待了近两年后，思想、见识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本新书与其说是“名人加藤嘉一的著作”，倒不如说是“很想看看加藤嘉一现在变得如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