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每一朝代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及其户籍可看出该时代的农业经济情况。 汉代的地租分公私两种，公的由政府收，收三十分之一；私的由地主私人收，要收百分之五十。 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不是耕者有其地，土地是政府的。如北魏的均田制，租税要收百分之六十。 封建社会有平民与贵族之分。即称为公民的，历史上叫“编户”。东汉以后，户口册不同，分为“士族”与“庶”两种。“士族”即官员，分成品级，自己可拥有田地，且可荫亲属，称为“荫户”。“庶”要向政府缴纳百分之六十租税，但“士族”可不出。“荫户”（即私属户）亦可不出。 荫户有两种，一种是荫亲（包括父、伯、堂兄等），九品官可荫三代；一品官可荫九族。另一种是“荫客”，即士族所属的部曲户。因此当时所编的户口册亦分为两种，要出租税的编入“白册”，不必出租税的编入“黄册”。 “士族”与“荫户”不必出税，编入“黄册”；“庶”要出税，编入“白册”。“士族”固可免租税，但规定可拥有的田亩数量有限；毛病乃出在士族可荫庇他人免税，因此就有人冒充为荫户借以免税。一个士族的大家庭就可拥有几千户“荫户”。因此政府的租税少收，政府便向“庶”（穷苦人民为多）拼命搜刮，穷苦的“庶”民只得依靠“士族”做“荫户”，政府租税所得就更少。南朝、北朝的情形大致上均如此。 因此政府不得不想法改革此种有弊病的制度。北魏是鲜卑人拓跋氏①掌政。孝文帝时②便思改革变法。 外国人统治外国人必得与本地人合作。古今莫不如此。如英国人统治香港虽高明，仍要借中国人之帮助。孝文帝聘用中国人（汉人）作了北魏的汉奸，因汉人读书较多，其改革方法合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北魏行均田制，不论官民贫富，一律平均摊派赋税。 北朝最重要的制度是北魏的均田制度。魏孝文帝初年，因“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有李安世上疏倡均田之议。目的为要使雄擅之家，不但有膏腴之美，而且也要使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使贫微得恤，贪欲可抑。于是孝文帝依照此疏先立三长。 据《魏书》记载，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辅而行。而在孝文帝太和九年十月正式下均田诏。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以生死为断。” 实行均田制的第一步是整理户籍。于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所谓“三长”，即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 在未立三长前，人民对户籍多有隐冒（或称荫冒），30、50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不必服官役，但任强豪征敛，倍于公赋。当时大臣多不赞同立三长，但太后则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于是确立三长以管理户籍。是年京都大饥，韩麒麟上表陈时务请孝文帝制定天下男女计口授田。 接着第二步是针对荫户而发。即每成立一家，即予田耕种，犹如商鞅之法，提倡小家庭制度。此种小家庭不但是伦理的，而且含有政治性与国家性，消弭了豪强所搞的“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荫冒。
第三步是人民获得政府所分给的田，可减轻缴纳租税，但政府仍不吃亏。均田制的条文是： 诸男夫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二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 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北魏均田制之用意并不在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有一限度，贫者亦有最低之水平。按均田制所定，男丁（15—70岁）可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夫妇合共得60亩。 所谓“奴各依良”，指奴婢与良民待遇相同，是一种大优待。汉代奴婢加倍收税，但此时为了鼓励人人报户口，故特加优待，即夫妇加奴婢共四人，共可分得露田120亩。 照均田制中所说：“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是指精壮之牛，而非牛犊或老牛，丁牛一头可受田30亩，每户限报四牛，即四头牛可共得田120亩。 所谓“所受之田，率倍之”是指照规定加一倍给田，即四人可分得田240亩。为何“所受之田，率倍之”呢？是希望人民都报户口，故特别优待之。此乃暂时性之规定，为要安定民心，以作立国久远之计。 但政府收租只收40亩，并不收80亩；丁牛收租亦只收30亩，亦非收60亩。此乃政府为了使人民乐于呈报户口。 牛老时或奴婢死后则须将田还给政府。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可以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1000亩外。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300人，嗣王200人。……七品以上80人，八品以下至庶人60人。以此推论，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况且为了鼓励呈报户籍，北魏是不限奴婢人数的。同时亦为使“荫冒”绝迹，使田租尽归政府。 所谓“露田”，“露”或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于朝臣，故称“露”。以其为露田，所以须还受。以其须还受，故不得种桑榆。以其不种桑榆，始称露田。唐杜佑《通典》注“不栽树，故曰露”。杜佑虽是制度家，但这一点不一定对。以下这讲法当较佳：因当时有荫户、露户两种，露户无遮荫，要纳租税，故称露田。 桑田是调，男夫一人20亩，奴婢亦同。不是抽田租，而是出丝、绵、绢，故给桑田，种桑为养蚕；榆树作材料用；枣树作食物。桑树六、七年者最盛，太幼或太老已不可用，故桑田不必还政府。在40亩露田中，加倍之40亩中，有20亩是桑田，实际上60亩要抽赋税，20亩桑田叫“民调”，不称抽赋税，即60亩地（以一亩产一石计），两夫妇只缴纳二石粟，一匹帛。 北魏之所以实行均田制，其最高意义是要将门第社会中之豪强荫冒一概消除，与西晋户调制略有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的一种措施行动，目的使人人脱离门户大族的豪强，亦不再向豪强纳租税，故有此种加倍分田地的优待，将门第化解，由于门第的反对，因此政府仍让门第养奴婢。故丁牛有限制，而奴婢可无限制。亲房可养奴300名，即有田地9000亩。普通庶民可拥有奴婢60名，亦仍可分给田地。 政府要取消门第而不可能，因此允许拥有奴婢，成为编户。遂不受门第豪强之反对，遂得确立此一均田制度。 此种制度可用两句话概括之，即“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即不论贫富，一律征收赋税。一切人民平等，官与民同样是国家公民，政治上轨道了，中国（在北方）统一了。此乃魏孝文帝根据中国读书人而改革经济制度，故寓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与西洋不同。 北魏之均田制度，目的为要改变原有的强宗大族所形成的政策。 其实，此均田制并不平均，并且还有一点，所谓“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即八人当未成丁四人，八个奴婢只要出一夫一妇之赋税。此乃对贵族大地主之通融优待办法，但实际上并不是，乃是一种政策。 东魏①有云：“初给人田，权贵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这是不公平现象。但从前的农民是荫户，现在整理户籍后均变成公民，这是历史的大转变，而非革命。是政府减轻了赋税，使人民乐于报户口。赋税减轻后，八奴只须出二人之赋税，乃政府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农民因减轻租税而脱离豪强之荫户而乐于出作公民；同时优待贵族使不反对，因此使政府反而不够钱用。于是政府另订一法，即在州郡户口中十分之一作为屯田，每丁收取60斛。证明当时100亩田地征收60斛粮。 其实北魏的三长与均田制，尚有一层重要意义，即北魏本是一个部落封建制度的国家，等到三长与均田制实施后，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因而使胡、汉势力逐渐倒转，即一切依汉族制度而行。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者90余人，部落大人封县为列侯者190多人。此种世袭封爵，具有浓厚封建意味之割裂。但三长均田制实行后，则已成为中央一统之郡县制。同时并分置州郡，于是中国士族①逐渐得势，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此魏孝文帝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氏族在政治上之优越地位于是消失。 当时南方虽然多次提出要使侨寓“土断”，及厘正户籍，然执政者为要保全士族的特权，剥下益上，反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做成了规模，但南方的黄籍积弊，却难以清理，此为北朝胜于南朝之显例。 关于均田制下之租额。据《魏书·食货志》载，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如下：“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这种所谓调，包括田租在内。一夫一妇60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60亩收二石，即与汉代三十税一相同。若以当时税收惯例，100亩收60斛比论，相差已到18倍。 照旧调之制，户以九品混通计，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20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比起现制是非常重。但当时30、50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豪强所有。所以均田法之租调，对当时农民大有利，故此制易于推行，因人民均可得均徭省赋之益也。 富豪亦有受惠，因奴婢受田与良民同，且所调甚少。政府因推行此制而课调骤减。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奏此制不可久。十二年大旱，遂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一夫岁纳60斛。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贷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夫妇60亩为三石，较孝文帝时增一石。亩一斗，则60亩税六石，亦不过税十分之一。但豪强荫户，一切归公，政府亦不吃亏。 由于北魏均田制颇得民心，于政府、豪强及农民三方均有利，故到北齐、北周，仍沿袭此制。 北齐之制，人一床（即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①。于正租外再加义租。正租由中央国库收取，义租给郡县地方政府，设立粮仓名富人仓，以备天旱灾之需。此乃于政府收入外，并注意到平民灾荒时救济之准备。 此制度亦为此后之隋唐所取法。如隋文帝开皇五年间之义仓，乃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所共立。在收获之日，随各户所得，劝课出粟及麦给社，建仓储存之。诏定税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稼稻，商贾分为九等出粟，自五石以至五斗。天宝年间，天下已积诸色米9600余万石，而义仓得6300余万石。 此种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仓不同者，前者为由民间输给，后者则由官籴，但都可说是关心民食之良政。此制首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饥荒之年赈给饥民，意义相同。 此时由于租税减轻，社会经济繁荣，民间学术文化得以发展。如北齐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等。 北周租额，较之北魏北齐稍重。其制度为：由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每宅十人以上者，每宅四亩；五人以上者，每宅三亩；有室者田140亩，丁者100亩。并由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18—64岁或轻疾者皆须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缴半。今依照有室者授田140亩，亦即魏制的露田男40亩妇人20亩，加倍共120亩，再加上桑田20亩。但北魏只须二石，而北周增至五斛，相比已重。但比起晋代，已减轻十多倍。比起古代之十一之税，也轻了四五倍。此后隋、唐两代之能复兴，实乃建基于北魏之均田制与西魏之府兵制。盖均田制使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府兵制则在种族上使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经济解决此两大难题后，农民抬头，北周遂完成了统一复兴之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