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读于新亚书院时，业师钱穆宾四先生掌管校务之余，每年总会开两三门课。当年我同黄开华兄、张乘风兄、颜锡恭兄等四五位同学来到在九龙桂林街设校的新亚书院就读，就是仰慕这位国学大师的学问。我是浙江人，能完全听懂宾四师的无锡国语。宾四师讲的课程，我都用心地作了笔记。其中“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及“中国通史”等，30多年来，由于宝爱这些学术性的笔记，所以一直还保留着。闲时常有翻阅。宾四师82岁前视力尚佳的时候，我曾先后从宾四师讲的课程笔记中，前后分十多次将其中摘录出的100多条笔记用航空信寄给宾四师批改，集成相当数量的“讲学粹语”，希望可以出单行本。宾四师总是很热心地将我所整理的改正后寄还。宾四师逝世后，遂把这《讲学粹语》寄给梅新先生在《中央日报·长河》刊出，作为对宾四师的纪念。这一条条的粹语是宾四师平时上课或讲演时偶发的，是他心中所蓄积的，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及过。钱师母胡美琦女士在《钱穆先生最后的心声》一文中的“后记”中引述宾四师的话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能所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见1990年9月26日台北《联合报·联副》“送别一代大师纪念专辑”。）台北《中央日报》副刊按日刊出宾四师的“讲学粹语”后，读到的友人见面谈及，反应颇佳。这对好学的后辈们可以增长见识，有所启发。因此引起我整理宾四师所讲的“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念头。宾四师开这门课，上讲堂时携带了笔记卡片，是作了有系统的备课的，有他不少新意在其中的。因此我整理了上古之部的六七篇，每篇1000字左右，寄给《信报》社长林山木先生。林先生除了精研当代中西经济外，对于中国古代经济也是极为重视。我们只要看他在《信报》写的《政经短评》（编者按：该专栏刊至1996年底），常见他引用中国古代典籍中论及经济的警句，来阐述或印证当前的经济现象。林先生很快回信，认为有意在《信报》发表，只要尚未在其他报刊发表过的话。于是在1991年8月14日开始，这个《中国经济史》专栏排日在《信报》经评版刊出。当时《信报》经评版逢星期二至六，每周刊出五天。刊出最先几篇后，我因在台北度假，断了稿，回港后见到《信报》编辑张曼丽姑娘的来信，谈到“此稿刊出后，各界反应颇佳（按：由于断稿的几天里，有读者催稿），希望陆续赐稿，保持联系”等语。刊出期间，有中学教师的读者来信要求我补寄他漏买的其中某一段《中国经济史》；很多老朋友老同学见面时，其中不少是在中学担任行政或执教文史的，他们提议我将来最好出专书；有一次我去港大冯平山图书馆看书，复印机旁看见一位同学正在影印《信报》的经评版文章，我问他比较喜欢哪些文章，他说，凡是有关中西古今的经济文章，他都收集，心想：这篇中国古典经济史还有青年人青睐，心中颇觉安慰。有一次在台北遇见正在台北政大经研所工作的老校友邓辛未兄，他说他的学术单位中，个人或团体订阅的《信报》就有20多份，也很注意我的专栏。最近自温哥华回港的黎国豪兄，他说温市也出版《信报》，很高兴读到我的专栏。有一次遇见饶师宗颐选堂先生，他也看到我在《信报》的这个专栏，要我结集出版时送他一本。饶师曾考评我的香港大学博士论文《桐城派文学史》，评道：“论方苞、姚鼐文论要点出于戴名世，具见读戴氏书，用心细而能深入。纠正时贤浅稚之论，尤有裨于学术界。”选堂师对我的鼓励，使我衷心感激。还有一位香港企业家维多利亚洋行东主徐家寀先生，曾多次来信询问我何时出版专书，亟欲斥资购买。直至刊完全文后的一年多后，徐先生又来信索书，函中对此文稿多有好评，可说是文教界以外工商企业界的一位知音，我只好影印所剪存的文稿奉赠，作为对知音的答谢。（按：《中国经济史》最后一篇《中国的水利问题》则早于1991年刊登于《信报月刊》8月号。）值得欣慰的，借着《信报》刊登这个专栏，使我多年未见的老友由《信报》的转信恢复了联系，也因此结织了爱护这个专栏的读者朋友们。记得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时期，我曾做过几件为宾四师整理讲演稿的事。一件是当时“孟氏教育基金会”（按：此会为今日九龙界限街中山图书馆的创办者）请宾四师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共分八讲，每次两小时。当时新亚书院的秘书徐福均先生要我担任记录。我整理好记录稿誊正后，经宾四师修改润饰，此书出版后，宾四师在该书序中还提及我做记录的事。另一件是60年代初，我把宾四师从50年代至60年代初历年所作的讲演，包括校庆、毕业典礼、孔圣诞、元旦及国庆等庆典会上所作的讲演，包括由我记录及当时亦常作记录的杨远、宋叙五、王兆麟诸兄所笔录的，刊载在校方刊物上的，有几十篇是我投寄到《华侨日报》教育版或《星岛日报》上刊出的，当时我只作新闻稿报道，并没有具名，也无领取稿费。我搜集了这些宾四师的讲演稿后，请字写得比较端正的多位中学同学誊抄，共有三百多张原稿纸，装订成厚厚的两大本，我自己题了封面写了序，记得宾四师那时住在钻石山的西南台，我将这册唯一的誊正讲演抄本送给宾四师看时，他翻阅目录后，也看了那篇序，然后说：“你这篇序倒写得比前好。”接着他捧着这稿本进他的书房中去了，宾四师那喜悦的神色，似乎肯定了我的这一整理工作，心中颇为高兴。大概在70年代或稍后，宾四师定居台北素书楼时期出版了一本新亚书院时期的演讲集，书名是《新亚遗铎》，我早年送给宾四师那本手抄讲演集，其中有几篇宾四师的讲演稿都是我自发自动作了笔记投寄到报社发表的，并无其他的校方记录。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真太鲁莽，那些发出去的讲演稿事先竟没有让宾四师过目，不然，他一定乐意为我修改才寄出的，幸而当时没有出什么乱子，但总是一个过失。宾四师还有多次为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主办的学术讲座作专题讲演。一次是1961年10月7日讲“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另一回是1961年11月8日起，每周一次，宾四师主讲四次，共计五讲，（第四、五讲一次讲完），讲题为“魏晋南北朝文化讲座”。以上讲座，均由我随往记录。我将记录稿誊正后呈师改削增删，最后一讲宾四师另行加写五页原稿纸加入，其中一页一字不改外，其他四页亦多增添改削，此稿我仍保留，弥足珍贵。但不知讲稿有否出版，实乃值得出一专书。宾四师撰著发表他的学术思想向来是极为谨慎的。这从我替他老人家记录“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其他的多次讲演，整理誊正后请他修改时，他总是极为仔细地作了修改，甚至我寄给他的“讲学粹语”，他也仔细地改正，有时甚至整条删去，一字不改整条保留的亦只有25条，只增减一二字的亦有多条。整理学者的讲稿，其困难处比翻译他人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要笔记得完全正确固然难，要做到信、达、雅这三个标准则难上加难了。
此书之能结集出版，首先要感谢《信报》社长林山木先生，能让我在1991年的8月直至1993年的1月，接近两年在《信报》的经济评论版上刊载完毕，也感谢《信报》总编辑沈鉴治先生及经评版的编辑先生与排印校对诸同寅；也感谢壹出版的周淑屏小姐及该社诸同寅，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尚祈读者诸君惠赐宝贵意见，不吝指正。叶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