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为民代言解读金融：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因此，国有制经济往往是消费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刺激增长。实际上，国有经济也更偏好靠投资促增长，过去的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中国都如此。而私有经济体只要有较低的经济增长，就能带动很多的内需增长。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种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没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民营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问：那么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营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问：近些年国退民进式的改革，并没有造就多少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反而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壮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原因当然很多。第一，2001年底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一轮高增长，不管是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分享到部分WTO红利，因此，这些年国企的利润也在上升。可是，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年国企利润背后的这类原因，而是下结论说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效率没影响，于是，“国退民进”停止，进而改成“第二次国有化”。第二，在行业准入、融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监管审批框架上，多方面对民企歧视、对国企优惠。比如，像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控制贷款总额为具体目标，其结果是保护了国企，逼着许多民企因无法得到资金而关闭。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过程中，由于国企的股东是国家，它们总能得到特殊的保护，这直接构成对民企的歧视，牺牲民企的权利。在这些环境下，民企当然无法与国企公平竞争。 问：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以及其所造成的寡头、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志武：我走过这么多个国家，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反倒是公有制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社会不公最突出。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权力不受制约所致。1992年~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一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在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