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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为民代言解读金融：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平民家庭的成长环境，也使他对“草根阶层”有着特别的关怀：“我5个兄弟，最大的哥哥长我16岁。我读高中时，有3个兄弟已经工作了，所以我就没有像他们那样，必须下地干活来养活弟弟。读大学时，我一个月有9元左右的奖学金，兄弟还可以补助几元。” 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一代，陈志武的生活也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我1974年上初中，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教室里读过书，绝大多数时间要么是在山上，要么是在农田里度过。”1978年，首次参加高考的陈志武落榜了。父母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一年复读之后，他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修读计算机专业。多年以后，他感慨地说，如果父母按中国传统的方式管教自己，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父母亲都是农民，没上过学，不能给我提供很多建议，差不多我所有的人生决定都是自己作的——从1979年到中南矿冶学院上大学、1983年进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1986年1月毕业后留在国防科大做老师，到当时申请去美国读书。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后怕，因为当时甚至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信息，连报考耶鲁金融系时，都不太了解金融学科是干什么的。”从这个角度看，陈志武觉得，今天农村和城市学生之间知识和经验的差距已经比1979年时大得多了：“如果我晚十几年出生的话，今天反而可能没有机会考进重点大学，没办法跟城市学生有一样的起点。” 研究：从未改变的人生方向 1979年，中国的计算机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随机选读了这个新兴专业的陈志武，一直到1983年做毕业论文时才真正地碰了半年计算机。不过回想大学时代，他仍觉得颇有收获。一方面，他掌握了数学的、工程的客观研究方法，这为他今天研究经济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式教学的机械性、不注重应用，也让他体会颇深：“我大学一、二年级一直在学微积分，但从没有搞清楚微分、积分有什么用。1986年我到了耶鲁，学一门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课程，在给债券做风险评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阶导数可以帮我们控制风险。我突然之间头脑开窍了，这个微分、积分还有这么好的用处。所以这些年，在国内我一有机会跟大学里的老师或者学生交流，总是谈这个感受，希望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他利用那4年把英语学得很好。“那时，有一个同学每天早上回家把当天的《中国日报》拿到宿舍来，我们就轮着看。再就是听《美国之音》。我大学毕业时，读英文的文章就像看中文一样了。” 大学毕业后，多数同学分到了冶金系统的研究所或企业，陈志武则选择了继续读书。他说：“做学问是我的最爱，我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想过，除了做学术研究以外，还会去做其他的职业。”在国防科大，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如今在国内社科领域相当有影响的崔之元。1987年，他们就合作翻译了肯尼思?阿罗（KennethJ?Arrow）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ChoiceinpidualValues）。“崔之元是北京人，对社会科学非常热衷。我跟崔之元交上朋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的英语特别好。通过和他接触，看一些书，特别是后来接触到了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自由选择》（FreetoChoice）、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我慢慢地对以数理的方法研究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大概是1985年秋季，我基本上作了一个决定，就是放弃学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