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各名优酒厂都在发展和强化白酒产业文化属性，兴建酒道文化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里，最常见于壁画或者雕塑的名士酒会，一个是演绎着“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竹林七贤”，一个则是彰显盛唐气象，激扬时代精神“饮中八仙”。一个出世，代表了乱世之中韬光养晦的主流意识；一个入世，代表了盛世之下自由张扬的时代精神。
记者本文所讲述的，正是与当前时代精神相似的后者，希望抛砖引玉，引发业界同仁对于盛唐酒文化的挖掘，以及对于当前白酒这一传统产业在民族复兴路上使命与责任担当的研究。 盛唐酒盛世 唐朝，是在我国南北分裂长达272年之后建立的统一政权。之前经历五胡乱华、南北分裂，以及隋朝的短暂统一。在战争与动荡之中，各民族在文化交流中融合趋势日渐明显。 建立政权之后，李唐王朝的统治者李世民，充分借鉴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通过贞观之治，建立了开明的政治制度和怀柔四方的外交策略，从而形成了意气风发、公平开放的社会风气。之后的武后、唐玄宗，基本延续了贞观之治的传统，从而开创了雄壮而浑厚的盛唐气象，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崇尚美酒的时代。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深入到盛唐社会的生活中，一定会发现，饮酒的氛围是那样浓烈，以至于整个社会文化母体中都包含着酒细胞。 唐代基本沿袭了汉代酒类管理体制，酒类供应渠道主要有官营酒坊、民营酒坊和家庭自酿三大类。官营酒坊由朝廷或各级官府控制，统属严密，而且在酒类市场占据垄断地位，偶尔也会有强行推销和派给的行为发生。民营酒坊是民间经营的各种酿酒及售酒实体，规模小、分布广，一般只卖给周围居民。 家庭自酿蔚然成风，是盛唐时期的一大景象。家庭自酿，是指官宦家庭和寻常百姓自酿自足。在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盛唐时期，多数家庭能够熟练掌握酿酒技术，有贵客来，都会拿出家庭自酿的酒招待客人，客人酒酣之际往往吟诗属文，夸赞主人的酒醇厚香甜，其饮酒风气之盛可见一斑。就连初唐时期有名的诤臣魏征，也因家里善酿美酒而名动朝野。唐太宗还为此专门写下一首《赐魏徵诗》，夸赞说“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因此，盛唐时期以酒会友、即席赋诗，饮酒斗艺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则将其中最典型的八位酒仙进行了追述和总结。 “饮中八仙”歌中事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萧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这首《饮中八仙歌》，据传是杜甫出到长安时写的一首古体诗。杜甫（712~770）是名门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然而到了杜甫，家道中落，但年轻的杜甫仍然过着四方游历、裘马轻狂的生活。24岁，杜甫参加科举考试落榜，但他并不在意，在33岁时还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诗句。34岁时，杜甫满怀“致君尧舜”的伟大梦想，第一次来到都城长安，写下了这篇《饮中八仙》。次年，参加李林甫操纵的科举考试落榜，杜甫在长安的生活从此陷入十年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的颠沛与辛，诗风也从慷慨激昂转入沉郁顿挫。 《饮中八仙歌》，显然是杜甫早年“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作品。据学者考证，杜甫并未与诗中描述的八位诗仙一起喝过酒，所以该诗当是诗人追忆长安逸闻旧事而创作。 诗中记载的第一位诗仙，就是盛唐前期著名诗人贺知章。史书记载，贺知章是浙江绍兴人，幼年就以诗文名动一方。唐武后证圣元年（695年）中状元，据称是浙江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状元。贺知章生性豪放，为人豁达，好饮酒，醉后属辞，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旧唐书》）。善交朋友，颇有魏晋名士风度。他看到李白的诗文，就赞叹为“谪仙人也”，遂与李白接为忘年之交，并把李白引荐给唐玄宗。贺知章晚年更加放荡不羁，自称“四明狂客”，人称“诗狂”。 《饮中八仙》说：“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寥寥两笔，即将贺知章的醉后狂态描写得淋漓尽致。骑马似乘船，形容其醉里自得的情态。“水底眠”，则是假借古义形容他醉酒入仙的境界。《抱朴子》有：“余从祖仙公（葛玄），每大醉，辄入深渊之地，一日许乃出”。 第二位汝阳郡王李琎，是让皇帝李宪（唐玄宗李隆基的长兄）的长子。诗中说，汝阳王每天喝完三斗酒才去上班朝圣，形容他的酒量十分了得。路上遇到拉曲酒的车，就忍不住流口水，形容他嗜酒如命的情状。这两个方面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最后一句“恨不移封向酒泉”，则笔峰一转，让这位沉湎于酒的王侯霎时有了仙风道骨。据《拾遗记》记载，晋武帝时期有一位羌人姚馥嗜酒如命，人称“渴羌”，晋武帝于是任命他为朝歌宰，说：“朝歌是商纣王的旧都城，地下有酒池，可以使你不再遭受渴酒之苦”。不料姚馥却拒绝说：“老羌我已经受到了王道的教化，如果还要贪恋酒池之欢，岂不成了殷纣王的遗民了吗”？晋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就改任他为酒泉太守。杜甫化用此典，既挽回了汝阳王的面子，也表达了其不失王道的风范。 第三位李适之，显然是一个通透洒脱之人。《旧唐书》记载，李适之晚上宴饮，白半天办公，饮酒一斗不乱。天宝元年任左丞相，因与李林甫争权，天宝五年，罢知政事。曾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数月后再贬宜春太守，他便服药自尽。诗中开始说，李适之宴饮极尽奢华，日费万钱，酒量更是惊人，如长鲸吮吸百川。这显然是极尽夸张之词。最后一句用李适之的诗歌入典，“圣”是指清酒，“贤”指浊酒，一方面形容他旷达的魏晋风度，同时传递了一个失意政客内心深处的辛酸和无奈。 第四位崔宗之，是盛唐名臣崔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他在杜甫的诗中，是不折不扣的魏晋风度的化身。“潇洒”语出孔稚珪《北山移文》：“潇洒出尘之想”，意思是脱落无拘束的样子。“美少年”语出阮籍《咏怀诗》：“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白眼”典出《晋书》：“（阮籍）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青天”则语出《列子》：“至人者上阚青天”。“玉树”则出自《世说新语》：“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兼葭倚玉树”。如此密集地用典于魏晋风度，在《饮中八仙歌》中仅此一例。 第五位苏晋，是一个虽然充满矛盾，但却并无悬念的人物。苏晋表面上笃信佛教，经常像模像样地在佛像前斋戒礼佛，但只要遇到了酒，就把佛祖丢到脑后，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杜甫嬉笑他“往往爱逃禅”。 第六位李白，是我们最熟悉的酒仙，也是杜甫的忘年交。诗中对李白的着墨最多，而且极少用典，语言也最为清丽。首句写李白酒后才思如泉涌，这是李白的真人真事。据《新唐书》记载，有一次玄宗在御花园游玩，忽然想请李白来赋诗谱曲。而此时的李白，已经在市井之中与朋友喝得烂醉，被人召驾入宫之后，用水洗面，酒劲儿稍退，他“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次句写李白经常沉醉在市井之中的情形。后两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显然是李白的个人遐想或杜甫的杜撰。但李白的酒仙名号却从此传扬开来，成为醉里乾坤大的首要案例，和流传千古的诗酒佳话。只是李白的酒量在“饮中八仙”的排名靠后，不似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第七位张旭，是当时名动京师的书法家，当时即有“草圣”美誉。在“饮中八仙”里，张旭的酒量显然是最差的，但这丝毫不影响酒精对于其艺术创作的发挥水准。《旧唐书》记载，张旭“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功”。《唐国史补》也记载说，张旭酒后写书法，用头发蘸墨书写，醒来后自认为有如神助。最后一句“落纸如云烟”，用典于潘岳《杨荆州诔》：“翰动若飞，落纸如云”，形容张旭得意疾书之兴。 第八位焦遂，是诗中唯一一位布衣，也是唯一一个完全凭借酒量入围的酒仙。正史中没有任何有关焦遂的记载，只在晚唐袁郊的传奇小说集《甘泽谣》中有一句“布衣焦遂”。诗中说他饮酒五斗才进入佳境，可以高谈阔论、雄辩四座。而《史记·滑稽传》记载，淳于髡最多可以饮一石，如果朋友交游，互相交心，“饮不过五六斗，竟醉矣”。 王嗣奭在《杜臆》评价说，《饮中八仙歌》所描写的八公，“各极生平醉趣，而都带仙气”，就连杜甫也跟着成了“诗中之仙”。刘克庄也评价说，杜甫的《八哀》不如《八仙》之警策。 《饮中八仙》以“仙”字入诗，不仅写出了饮酒的趣味，同时也写出了酒与人格、酒与诗歌、酒与书法的奇妙关系，是盛唐时期宴饮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直接写照，相比韬光隐晦、孤傲自赏的“竹林七贤”，显然更加符合“酒以合欢”的消费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