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06年的大清国，最高层对于是否立宪政改并无实质的分歧，而只是对速进还是缓进有不同意见。当时媒体报道，中央最高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均被考察大臣们说动，“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 但是，在体制内依然有一股不小的力量，展现着对于旧制度的忠诚。“顽固诸臣”“百端阻挠，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肆其簧鼓，淆乱群听”。一时之间，载泽、戴鸿慈、端方主人“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 反对立宪的人，真的是与改革为难吗？ 双刃剑 对于当时流行的将日俄战争结果归于立宪战胜专制，刘汝骥嗤之以鼻。 当考察宪政五大臣还在海外之时，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提交的《奏请张君权折》（1906年1月14日），指责朝野盲目跟风，“知立宪之利，而不知立宪之害”。 他承认：“自其表观之，专制之不若立宪”，立宪的确适用于欧洲，“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专制，而恰恰在于中央权威沦丧：“我则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 应该说，他的这一“非典型”看法，并非无的放矢。自太平天国军兴，中央权威日渐羸弱，实质上不仅失去了作恶的能力，也失去了制止作恶的能力。重塑中央权威、压制地方势力，也一直贯穿于大清国的改革、尤其是新政之中。 这位纪检干部指出，如果对中国施以立宪这帖“药”，“是犹之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遽施以为乌堇猛烈之剂也。”立宪之说，即便在欧洲各国施行，“犹利害相兼者也”，如果在中国推行，“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原因在于，“政治之不同也，宗教俗尚之各异也，民智未开，议员未设，人民程度优劣之悬殊也。” 他认为，“天下是非之所在，往往毫厘之差，谬以千里”，专制虽然是恶名，但是“德之卑士麦卒持其尊君权之义，以摈奥于日耳曼之外，而联邦之伟业成”；立宪虽然是美名，但是美国的林肯，“卒以总统之尊，授首于平民，为天下笑”。好的学说，未必有好的结果，“孟德斯鸠倡无门阀无特权之说，此立宪之萌芽也，而革命党、公产党、无政府党之效果，遂滋蔓而不可图。黄宗羲倡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说，此立宪之嫡乳也，不轨之士心醉神眩，又从而叫嚣之，遂酿成戊戌党人之祸。”他认为，这原因“追维祸始”，“实士大夫之议论嚣张”——将立宪也当作了公知们空谈误国。 对于当时流行的将日俄战争结果归于立宪战胜专制，刘汝骥嗤之以鼻。他认为，日本的强盛，恰恰是因为尊重王权：“明治之中兴也，盖自德氏奉还政权始也，政权既复，则王室尊，王室尊，则治内治外之法权自厘然有条而不紊。读日本国史，明治元年诏曰：大小政令白天子出。若夫议院之设，国会之开，乃迟迟至10年、20年以后，则虽谓明治为专制之君可也，而世不察，妒之为天骄，誉之为立宪也，不亦颠乎。” 他认为，“君权”与“民权”并不是对立的，“君者，积民之权以为权者也”，君权如果不振，所谓民权也仅仅是乌托邦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法度修明，百废具举，必其君之骏发严肃，神圣而不可侵犯者也”，而如同“埃及之衰，波兰之亡，西班牙之弱”，虽然有所谓立宪，但是“君权既一蹶不振，而所谓民权者亦为虫沙，为幺匿，为乌托之邦也。” 因此，他提醒：“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中国的那些“烟雾之士”，一味自贬，“秕国粹而醉欧风”“嚣嚣然号于众曰吾西学、吾新政”，其实正被西方人“睨笑其旁”。 六大错 吊诡的是，当这些人顾虑着立宪会被革命党利用时，革命党其实也在声嘶力竭地反对立宪。 10月10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文海上书，干脆痛斥立宪有“六大错”： 一、细绎立宪各节，并无裕国便民之机，似有削夺君主之权，此大错一也； 二、欲去军机大臣，而设大总理以为立宪之地，是欲学从前之日本权在大将军也，败坏国家，莫此为甚。此大错二也； 三、以数千年圣君贤相订定之良法，积久尚多弊端，而该大臣等，并无悉心考究，分别损益，派令少年多人，名曰起草，名曰评议，据为要典，恐误大局不可收拾。此大错三也； 四、欲尽旧法，仅图一维新之名，而以中国之法度，欲比照各国之法度，岂不知风土人情各异，不可辐日而语也。此大错四也； 五、变法而欲速成，不论情事利弊，竟呈一己之见，臣民恐惧，内外不安。此大错五也； 六、自庚子后，我国君臣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如筹饷、练兵诸政，已有起色，由此循序，救济补偏，自能振兴。乃因此次会议官制，致已整顿者，作而复辍，未整顿者，弃而不顾，所谓庸人自扰，志士灰心也。此六大错也。
这样猛烈的攻击，从口气上来说，是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但是，撇除这些言论的情绪浮沫，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却有相当部分值得立宪者们深思：如第一、二点，涉及了君权的边界界定问题，第三点涉及政改推行者的经验与阅历，第四点涉及具体国情考量，第五点涉及改革速度，第六点对官制改革的批评甚至极为到位：官制改革的多次反复，的确对体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他认为，现在应该做的，绝非靠几次高层会议就确定立宪，而应该“将五大臣所考政治仍交政治馆逐条按照本国政治细加查核，分别某法可以参用，某法可以不用，条分缕析，勒成一编，再呈军机大臣、各部院大臣等，统筹全局，酌量可否，”这样才能比较稳妥。 他最后提道：“现在时势艰难，列强环伺，民气既嚣，士习尤坏，苟复以立宪改官诸说生其奸心，则主权日削，国是益淆，而外人之从旁觊觎，将防之不胜防矣。” 刘汝骥、文海等对于立宪的顾虑，还是摆事实、讲道理，但另一批反对立宪者，纯粹是为反对而反对。 如内阁中书黄运藩认为，立宪违背中国纲常名教:“夫宪非法之谓而已乎，宪又有大且要于中国之所谓三纲五常者乎？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所以治中国之天下，而可仪型夫亿万世者，肯恃此焉耳。今男无君父，女无夫，当更取何者为宪，而必中国之创立之耶？岂不知破坏中国之宪以致坏乱者，实由事必学人而致然乎？今乃谓可藉立宪以定中国之乱，是欲以召乱贼者定乱贼耳，可乎否也？” 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则担心，立宪将被革命党利用为推翻政府的工具：“海外会党利用之，必有以更宪法伸民权为名，阴行其革命之术者。”他认为，“立宪本欲尊君，而其弊乃至陵君；立宪本欲保民，而其弊乃至虐民。” 对此，内阁中书王宝田也有同感，认为当下的中国，当务之急不是立宪，而是重塑政府之威：“毁服童发以自即于夷者有矣，结党背公以谋大逆者有矣，甚至重臣出使，炸弹窃发，摇毒肆蠚，以逞狂悖者又有矣。此其意之动于恶，非痛之以威不能弭也。” 甚至连底层的举人也上书，担心“民之恶其上久矣……又以卢骚之民约、斯宾塞尔之合群以讽示而激聒之，则民气日嚣，党会滋盛，而他日隐患更不知所终也。” 吊诡的是，当这些人顾虑着立宪会被革命党利用时，革命党其实也在声嘶力竭地反对立宪——万一立宪成功，革命就将失去操盘空间和市场。 值得注意的，后世主流史家往往将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归入反立宪阵营，而其实，这些反对者未必同志。如刘汝骥、文海等，与其说是反对立宪，不如说是担心立宪的各种细节，一旦操作不当，如此重大的政改，不仅不得其利，反而先受其害。与其将他们归入“保守派”，不如说是“现实派”更准确。 但是，在惯于政治挂帅、理念先行、阵营站队的中国近现代，一切对于改革的“技术细节”予以关注的“现实派”，都是少数，他们的声音，淹没在左右两边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伪原教旨主义者）的呐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