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8岁的任书策决定自杀。他走到自家东北菜园的屋子里，准备悬梁自尽。绳带已经绑到了梁上，任书策要把脑袋伸进去，幸好被两个路过此地的孩子发现，他才得以保全生命。 这是1955年1月5日上午，任书策之所以选择绝路，是因为他感觉无法完成上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在强大的压力下遂生轻生之念。自1953年12月开始，全国农村开始进行粮食征购工作，1954年是全面贯彻征购任务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在山东聊城，这一政策的执行，引发了官民间的矛盾与对立。 粮食征购彼时被称作“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结合在一起，形成“统购统销”政策。政府以此来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实行统一管理。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文件，一为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0日做出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二为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下达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共党史第二卷》承认，“在收购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度很紧张……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关注，出现‘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的局面。” 山东聊城是一个样本，让我们知晓，这种紧张局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现的。 从179斤到1179斤 任书策是山东聊城地区冠县三区任菜庄人，劳动农民出身，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成分划定中，他被定为中农。因为一贯表现积极，他成为村里的一个小组长。他家共14口人（其中8个孩子），拥有53.5亩田地，还有一头牛、驴与猪。 1954年，他将自己家田地中的39.8亩种了粮食作物。但这个积极分子遇到了麻烦。在耕种之前，政府对收购多少粮食已经主观上做了估算，确定了计划指标。就任书策而言，他的每亩田地被估算为可产126余斤。39.8亩田，定产为5051余斤。按照政府的估算，他交完公粮，再扣除口粮、种子、饲料后，手中应该还有325斤多余粮。按当时的标准，他必须还要卖给政府179斤粮。 任书策是否真的有325斤余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并不相信农民自己报上的产量，征粮将以计划指标为准。 当时基层干部一个比一个摽着劲儿献忠心。地方干部后来又决定给任书策加派800斤的征购任务，后来又以他孩子小（吃得少）为理由再加200斤。也就是，任书策必须将卖给政府的粮食从179斤增加到1179斤——是原来的6.5倍。这是个要命的事情，即便按政府的估算，他也只有325斤余粮，其他只能从口粮、种子、饲料上去挪用——更何况，他的实际产量可能比政府的定产估算还低。 这中间有了一个博弈的过程，最后，任菜庄村支部、评委会研究同意，给他减少450斤，也就是只征购729斤——依然是原来的4倍。在村干部的“动员”下，任书策咬着牙卖了310斤——差不多是325斤余粮的全部了。但这样并无法令权力机构满意。 在任菜庄，并不只任书策一个人在遭遇这样的问题。 时间进入了1955年，预期中的任菜庄1954年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这对村支部乃至整个冠县县委而言，是脸上无光的事。1月5日，他们决定来一次最后通牒。早饭后，村脱产干部王清波等人带了50多个积极分子，开始向那些没能按他们要求卖粮的“钉子户”采取强硬手段，“逐户上门胁迫清理零尾”。他们喊出了“四两（原文如此）不留一次卖清”的口号，并表示“谁要不卖透就不装谁的粮食”。 气势汹汹的征粮队，还没来到任书策家。但紧张的任书策，已经看到自己东邻一个农户，仅仅试图少卖2斤粮，仍然没能得逞，征粮队员又用瓢回去取了一趟。任书策内心非常挣扎，“就考虑个人实在卖不出，卖不到数又怕不行，自己又是个组长，反正挡不了丢人。”他走回自家，看到自己的兄弟正推着两口袋粮食往外走——应该是想藏两袋留作口粮。任书策是个死心眼的人，他阻止了自己的弟弟。 “你真不给孩子留点吃的了？真叫大人孩子拄着棍子去要饭呀！”他的弟弟反诘他。任书策不知如何是好，“感到前后为难无路可走”，一时想不开，就跑去准备上吊。他被救下来之后，自杀未遂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影响当然很坏，负面消息也传到了聊城地委耳中。冠县县委为此特地做了一个检查报告。 官僚主义+强迫命令+…… 对任书策自杀事件的描述，笔者依据的是冠县县委的检查报告——《关于三区任菜庄因违犯政策强迫命令造成自杀事件（遇救未遂）的报告》。这个单一的信息源，可能隐瞒了很多征粮过程中关键的细节。但即便从冠县县委的检查报告看，他们也承认“严重的强迫命令”是导致任书策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干部单纯的任务观点，严重的违犯政策，随意加派任务”“在发动送粮中，既不是由党内到党外层层带动，又不是耐心教育。”“干部歪曲政策，作风不民主办事不公道。” 冠县县委在报告中提到，任菜庄村干部任本申给任书策加了800斤任务的同时，却给自己减了500斤。 官方的检查报告还称，发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县、区委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对干部未能很好的层层打通思想，强调政策任务的一致性不够，致使基层干部不能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依靠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但在县、区委的责任分割上，县委认为主要问题在区委领导作风不深入，“如不立即检查纠正，是极其危险的”。在“教育”“提高”“民主”“群众”等一系列关键词之后，县委要求三区区委“妥善地结束购粮任务”。 在向地委的汇报中，冠县县委称，已责成三区区委派遣干部对任书策进行慰问检讨，并解释政策，对他的征粮任务进行了适当解决——但何为“适当”，最后到底征了多少粮，不得而知。 村干部王清波做了检查，也做了“适当”处理，据说还向群众公开检讨，挽回影响。公开检讨的还包括县委派去该村的纪委会秘书贾金岭，他还对任菜庄的百姓讲解了统购统销的意义和目的。 冠县县委说，对农村中确实有卖粮过多者，他们会“结合作好统销予以合理解决”——也就是，多征购的粮食不会退还，只是到时候会让你有权利在政府统销中多买一些而已。 这些所谓的善后措施，是否属实，我们当然可以打个问号。问题的关键在于，统购统销还是要继续坚持的，而且，统购高指标的制定，并不是村干部所决定——从村干部任本申可以私自减少高达500斤征购粮来看，他本人也要承担远超实际负担能力的任务。就冠县县委的检查来看，主要针对的是区、村干部的“强迫命令”工作作风，换句话说，他们要求区、村干部既不“强迫命令”，又能完成他们所下达的远远高于实际的征购指标——这是一个可以两者得兼的任务吗？ 在对冠县县委检查报告的批复上，聊城地委表示，要经常总结先进经验，介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克服强迫命令的作风，“以便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彻。”——问题不在于检讨征购指标，而在于并仅仅在于如何“正确”去贯彻它。 “你有余粮不卖就是帝国主义”
事实上，在任书策自杀之前，冠县县委曾就统购统销过程中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做过检讨。他们解释原因称，这是因为征购粮食的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导致干部出现急躁情绪，“不能认真的以政策发动群众，出现了向余粮农民谩骂、讽刺、挖苦、威吓、轮番追问甚至个别的进行扒衣服、捆绑等违法乱纪行为，致使造成群众思想混乱，而招致了群众不满，危害了党群关系”。 1954年春天，是第一次统购粮食的收尾期，为完成征购任务，基层干部向农民施加了各种恐吓手段。这一年的春节，很多人没有过好。2月27日（农历正月二十五），42岁的冠县四区张庄乡韩路村中农李新有，因遭到“干部轮番追问，谩骂挖苦”，要求“卖余粮”，他无法忍受，于夜间在家里上吊自杀，他妻子察觉后呼人将其抢救过来。 上吊之前，李新有已经被四区农业助理杨起法和三个村干部“轮番动员持续三夜”，村干部冯镇武说：“你不卖粮就是混蛋！”杨起法更大声威胁说：“你有余粮不卖就是帝国主义，你这东西坑国害民！” 李新有寻短见后的第二天，比李新有年长10岁的冠县二区高庄贫农丹金聚，去县城参加了面食业会议，他感到自己的厚饼生意将无法为继——他不再有粮食用来做饼销售了。丹金聚家境贫寒，老婆有病，他是家庭的顶梁柱，虽然经营厚饼，但仍然欠了一屁股的外债。他无法想象此后的日子将如何维持。这天晚上，在城关南街进行小组讨论时，他假装出外小便，在一个牲口槽上吊死了。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两起个案，是冠县22起强迫命令与违法乱纪事件的内容之一。其他事件还包括，13起到“余粮户”家清粮的行为，2起熬鹰（让农民彻夜不睡觉接受审讯）行为，3起谩骂威吓行为，以及打人、捆人、变相拘留和扒衣服事件各一起。违纪事件涉及全县6个区18个乡20个村，犯错误的干部包括6名县干、8名区干、21名乡干和30名村干部。 6名犯错的县干部中，包括政府教育副科长张延镇，他在二区李村发动统购时，威胁农民赵盘春说：“你不卖余粮是想叫美国来，是蒋介石的儿子！”还强行扒掉了另一农民赵居量的袍子——当时正值冬天。 以“美国”“蒋介石”说事儿，所带给农民的恐惧，必须还原到当时的语境，才能为现在的读者所理解。这意味着受指控的农民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在1954年之前的土改、镇反、剿匪等一系列运动中，他们看多了（有的也亲身参与了）对“反革命”肉体和精神的肆意凌辱与消灭。 干部们并不相信农民们宣称的已无余粮。他们会组织积极分子到这些人家去搜查。一区南盘乡主席就曾带人，将宋洪典家地上“挖了好几个坑”——他们怀疑有粮食被藏于地下。 被认定为家有余粮的农民，要被召集进行专门会议，“进行熬鹰”，会议会从晚上一直开到早上。“群众反映开会和上杀场一样……开会就藏。” 夜半捆人，村外剥衣 从聊城各县的检查报告看，冠县统购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并不突出，甚至远比其他县市——如高唐、陶馆等县温和（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冠县的报告隐瞒了更多真相）。 以高唐县为例，该县县委在1954年3月22日所做的检查报告中称，春节过后，是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高峰期。全县560个村中，有53村发生“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事件68起，其中自杀20起（内有自杀未遂8起，死12人）。 这些干部“为了急于完成任务，竟不顾党的影响，群众死活，非法地采用了推、拥、冻、打、捆、吊、摔等恶劣手段向群众进行追粮逼粮”。 一个被提及的例子是，财科科员刘笑敏在高唐县四区李祥庄催粮时，“与村干吃喝拉拢，单听村干一报不加分析研究”。“群众李殿章根本没有余粮，（刘笑敏）偏听偏信，盲目追逼，该人不承认，刘竟分（吩）咐村干积极分子二十余人将李殿章、李天顺二人半夜捆起，用扎包蒙上眼睛，弄到村外窑上，将衣服全部脱光冻死两次，仍在追粮逼粮。该人因无粮可卖亦未承认，至天将明才放其回家。” 四区组织委员储文堂，并不比刘笑敏更加手下留情。他在蒋官屯乡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斗争“余粮群众”，将村民刘明堂、薛丙恒“弄到板凳上踢倒摔晕，并不加制止”。第二天晚上，他们继续斗争刘明堂之子及刘延兴等三人。斗争的残酷性并未详细描述，但从旁观群众李延清“恐惧被斗投井自杀”，可知其并非常人所能忍受。 除了殴打，还有各种形式的侮辱。高唐县三区严庄支书王子友，在开会斗争所谓的“余粮户”时，曾发动积极分子向高得福等三人脸上抹鼻涕，吐吐沫。 韩庄乡曾先后推、拥、冻26人之多，其中区中徐传木因病没去开会，冯下令将徐弄到会场，在很冷的露天下扒衣摘帽推、拥很久，也没斗出粮食，致该人病重不能起床。同时也造成该乡曹庄曹宗昌的恐惧自杀。 除了有人自杀之外，该乡群众普遍生产情绪低落，早晨不起大门不开，不事生产，群众一致反映：“过去起五更睡半夜，省吃俭用有了余粮成了被斗户，还不如懒汉二流子呢！劳动光荣，就是这样光荣吗？”即便下地干活的也是去睡。甚至有的群众将卖粮款不去投资生产，而挥霍浪费了。 “好心办错事”？ 鉴于干部暴力征粮的普遍性，高唐县委曾于3月1日指示各区停止粮食动员工作。“但有的区干部思想不通，认为将动员上去，停止影响运动。有的报告说停止，实际不停止。四区又连续了数天，有的乡直至六号才停止，造成了严重自杀事件。” 之所以各区干部对停止粮食动员不买账，应和高唐县委自相矛盾的表态有关。停止粮食动员后，各区干部如何完成县委制定的统购任务？宁左勿右在此前几年，已经被证明即便逼死人命（如土改中）也是“好心办错事”，一般不会受处分。 包括1954年春天统购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冠县，也只是“对犯有命令主义、违法犯纪错误的干部进行适当的批评，对历史上屡犯命令主义错误的干部，除进行适当处理外，并抽调到机关工作。在干部中认真观察耐心教育提高群众社会主义觉悟，坚决执行三位一体的方针……”“适当的批评”而已，即便是屡犯命令主义错误者，也只是离开征粮第一线，“抽调到机关工作”。而说到底，是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待提高，只是干部应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罢了。 冠县县委承认，此前“在领导思想上对犯有一般命令主义的干部有迁就情绪，怕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造成干部工作小胆，对运动不利”。而从对暴力征粮的干部处理看，这种“迁就情绪”显然仍在延续。 正是因为这种“迁就情绪”由来已久，让基层干部懂得县委的某些“防止左”的决策只是虚应故事而已。所以在高唐县，虽然宣布了停止征粮运动，并以区为单位召开区、乡干部会，对“犯错误”干部们进行了批评，但“因对强迫命令的错误批判不够，违（危）害认识不足，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不及时，仍有的干部留恋不强迫命令买不到粮食的错误认识，致使于3月13日有的乡又发生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造成死人事件”。 这下，该严肃处理了吧？高唐县委称，68起“严重”的事件中，涉及“犯错误”的干部共62人（其中区级干部20人，一般干部8人，乡干部14人，村干部20人），他们最后给出的处理结果是：法办2人（区级干部、一般干部各一人），党纪处分6人（区级干部2人，乡级干部4人），反省检查者5人。12条人命，仅此而已。 高唐县委在检查报告中承认，发生严重的自杀事件，与县委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责任实属重大。除了检讨自身对分局、地委所指示的统购统销方针“领会不足贯彻不力”及“县委领导思想上存有急躁情绪”外，他们还提到，面食业会议对农村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区“发生推、拥斗争偏向”，导致有的干部认为“县里还这样搞哩，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办呢！”各区之间也进行相互影响，“如四区三十里铺乡（是该区的重点）发生严重的强迫命令后，在区召开工作组长会时，这种错误的作法很快的传出去。因此该区的强迫命令较为普遍。另外，区与区、乡与乡彼此空喊，以致造成严重强迫命令与违法违纪不断蔓延发生。” 所谓“上行下效”，若认真追究起来，这里的“上”显然不只是到高唐县委而已。 此前农村因阶级斗争需要而制造的人际矛盾，也在统购统销运动中发挥了负面作用。高唐县委称其为“有的坏分子欺上压下，挑唆捏造，施行报复，陷害群众”。一个例子是，四区蒋官屯乡于小庄村，女党员李桂荣与于士义有矛盾，“在这次购粮工作中，李硬说于士义存麦子一千斤，咱们的干部也不深入调查研究，偏听偏信，该人因无粮可卖不承认，即将其弄至外村斗争了一阵也无结果。” 上文提到的四区组织委员储文堂动员积极分子，将村民刘明堂、薛丙恒“弄到板凳上踢倒摔晕”这件事，背后也有村民的报复因素。“该乡党员刘明清与刘明堂去年秋后都在城里做瓦工，来时刘明清之母嘱托刘明堂将工资不要交给他（因刘明清好花钱），做工时该人借钱未遂，因此怀恨在心，在统购统销时，他借机报复。在刘明堂卖余粮400斤之后，他还说刘明堂有麦子400斤，曾连续斗争三次该人未承认（确系没有），其中一次叫刘明堂站在板凳上，积极分子将板凳踢倒，将刘摔晕。”——仅仅因为遵从其母亲的嘱托不将工资交他本人，何以遭受如此残酷的报复？当时的基层政权吸纳了很多这样的斗争狂热分子入党。 在高唐县委因这些恶性事件受到上级追查时，他们开始善后措施。在向地委的汇报中，他们宣称进行了慰问、救济和抚恤，对受创成疾者予以公费治疗，召开了群众会，承认错误，并道歉检讨。此外，还有对违纪者的处分。 在官方的文件表述中，农民们仍然拥护着政府。群众普遍反映：“毛主席的政策好，叫他们（指干部）办瞎了！”“过去卖的受气粮，现在卖的光荣粮。” 据说在四区里长屯村，群众张志国说：“这一开会我心里可痛快了，比吃付药还强，我不害怕了，别看我卖粮1400斤，我计算一下再卖几百斤”，会后当天过午他还领导组员下地送房土进行生产。大家都表示了对政策的拥护。“过去几天不吃饭的现在也痛快了”。一个叫王万胡的村民说：“以前我没粮，非叫我卖粮不行，可把我吓坏了，今天县长这一讲，心里的半头砖才算抽出来，过去不觉饿，现在也饿了。” 在统购的暴力氛围中，已连续几天无食欲吃饭的农民，真的在有关部门的自我纠偏中，又重新开始感恩戴德？在官方文本之外，那些曾经信访并在“新三反”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中进行控诉的农民，内心的真实态度究竟为何？他们对统供统销政策本身，又是如何理解？ 更关键的问题是，有关部门真的从此在统购统销中改变了这种暴戾的工作风格吗？ 事实上，在1954年乃至其后数年，冠县乃至聊城地区就一直试图在“强迫命令”征粮与鼓动群众揭发基层干部之间，寻求平衡点。但他们没有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