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以教授哲学公开课“公正”而风靡全球的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携新书《反对完美》首次到访广州，并开启他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同时也在中国的媒体和学界掀起一股桑德尔旋风。
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得到人们认可，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人们内心最深处对公正的需求，也就是人们最终喜欢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公正，而一旦人们认为市场经济毁坏了公正，那他们照样会厌恶市场经济。 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的作者，该书出版后随即成为畅销书，在亚洲国家的销量也已超过100万册，英国《卫报》称他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其实在出版这本书之前，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教授的本科通识课程――正义，就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 30年来已经有超过14000名学生修读了这门哲学课，他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桑德尔的角色就是与那些欢快的、热情的年轻人一起去经历，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 两年前哈佛大学为了扩大桑德尔的影响力，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其24堂公正课全程录制下来制成12集教学片，视频也全部搬上Youtube，一夜之间，全世界有理想的大学生们都被桑教授的魅力所倾倒，掀起了学习政治哲学的狂潮。桑德尔也一下和Lady Gaga一起成为如日中天的网络明星，该视频成为全球点击率和下载率最大的政治哲学课程。 他随后出版的两本书《公正》和《钱不该买什么》也位列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十。桑德尔教授有一种天赋，可以让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易于理解，有时甚至变得很有趣，他用社会公众的审美之水将他的专业浓度稀释，形成一杯大家都可以饮得下去的咖啡。 桑德尔曾说 “诚实地给出观点，然后引起民众讨论，我相信这是学者，尤其是像我这样研究公正和政治哲学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的责任。”“有些学者选择做纯学问，对当代事务不太关心，这是他们的选择。但我个人一直希望把自己提倡的哲学观点和当代事务联系起来。” 他坚信，公共知识分子对当代问题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而在于通过民意来影响政府。 桑德尔教授认为,不少人因为生活拮据而放弃生孩子,其实最好的情况并不应这样。“决定一个人生多生少,不应在于钱多钱少,关键在于对孩子的感情与爱”。桑德尔的新书《反对完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技术滥用”的忧虑。这个问题并非只和技术突破伦理禁区有关,还与越来越依赖技术力量的商业有关。“技术是工具,我们如何使用技术这个问题,技术本身无法回答。人类利用科技追求完美，貌似是大众的狂欢，实则蕴藏着深深的危机—维系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很可能坍塌，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也会错乱。： 社会在发展，观念在改变，但真正的道德准则并未改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真正的道德准则在新事物上的应用。桑德尔教授不但在自由主义被奉为至上真理的时代反思市场与正义，而且桑德尔认为,人类正渴求更好的价值观。 近几十年来，在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医疗、教育、政府、法律、艺术、体育，甚至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等，非市场的准则都已被市场价值排挤出局。我们已经从一个拥有市场经济的社会变成了市场化的社会。 桑德尔早期比较有名的书是《自由主义与正义的曲线》。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出版的《民主的缺憾》，我们国内翻译成《民主的不满》。后来他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叫做《公共哲学》，这本书目前国内还在翻译。在书里面桑德尔以批评自由主义为主，他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批评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 第二，桑德尔特别注重批判自由主义在制度安排上的程序主义。他说自由主义的国家就是程序主义的国家。当然这也有误会。第三，认为自由主义不讲道德。 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在所谓市场经济社会兴起以后，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会逐渐远离自觉的道德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更诉诸罗尔斯的正义论里面产生的那种依靠直觉去判断好坏善恶，我们并不需要在理论上去加以澄清。桑德尔强调要将我们拉回到生活的现场，还政治哲学和经验哲学的现实性品格、生活性风格。桑德尔的主张很简单，就是强调共同善，强调社群的优先性，强调爱国的至上性。 桑德尔教授并不会讲中文，也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只来过中国三次，却是如今最受中国大学生最追捧的美国教授。他在复旦大学的讲座有某种明星演唱会般的效应。可以容纳近千人的光华楼报告厅走道和入口都挤满了人，他一上台，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讲座中间，只要他提起某个课上的案例，就像唱起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下面的大学生都报以会心微笑或热烈鼓掌。 至于他自己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么红,，桑德尔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是现在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当然被如此追捧的还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有个特点，即身为政治学教授，却从不讲大道理，而只是讲故事—— 把学生带入一些具体的“困境”，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思考和辩论，而且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市场化社会，人们奖励从事娱乐事业的人们。一位喜剧演员的收入比一位学校教师的收入高几百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会有一种诱惑，就是假设市场本身有能力实现公正。但这是不对的。市场只是一种有益的工具和手段，可以提高GDP、实现繁荣，但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并担心，非市场的产品和价值观正在被市场侵蚀。比如教育、医疗等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社会道德伦理。因此，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市场的局限而非仅仅是市场的优势，反思和讨论那些钱买不到的社会产品和价值观。 桑德尔认为市场和道德的界线并不总是清晰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密切关注市场的角色。我们必须要保证市场不会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那些本不属于市场调节的地方。市场主要应该调节汽车、电器等商品的生产，但市场不应该涉足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等由价值观主导的领域。市场的入侵会导致价值观的损伤，比如教育、医疗等领域。 虽然市场能够创造富足，但同时也能创造不平等。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务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主导了人们的思想，富人利用金钱来达到目的，这对大多数穷人来说不公平。他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东西让富人有钱也买不到，从而保证制度上的“公平” 我认为，就目前为止，最成功的社会是将市场力量与道德责任感结合起来的社会，比如欧洲的社会民主国家。北欧国家成功地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充足的社会福利、全民的健康保障、充足的受教育机会。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是否存在‘完美’社会的问题，每个社会都可能不完美，但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确实在经济发展与民众福利之间取得了一个较好的平衡。 桑德尔如此作结，关于“正义”有三种不同取向：实用主义者讲求利益最大化，自由主义者强调选择自由，而正当获取利益、尊重每个人选择自由的同时，关注并促进社会正义和公众德性，努力创建一个具有道德理想和公民觉悟的高素质社会，也许是最完美的。 桑德尔主张“多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往往隐含着个人主义的内涵。强调更多的是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多样性而不是社群的多样性。在他的书中,共和主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们共同治理国家；另一个则是公民共同培养德性,形成好的心灵习性,向“共同善”靠近。这和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倡导公民教育和共同善精神,而是强调每个人自我选择的权利。桑德尔反对那种“过度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同情那种强调公民德性和共同善的观念传统。 桑德尔偏好托克维尔,是因为他一方面强调自治和分享,另一方面也强调公民德性和品格的培养,而且他强调社群的丰富与多样。很多自由主义者反对对公民德性和品格的培养,因为他们认为这妨碍了个体选择自己偏好的德性和品格。他与自由主义者的辩论中,一个关键的分歧就是培养公民德性和品格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好的社会,这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公民教育、共同善非常重要。 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则强调“选择的自由”,桑德尔称之为“消费者式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观在他看来,忽略了我们作为人类去追求实现潜能的能力。他认为的好社会,是那种帮助人们实现最大潜能的社会,让人们最大限度地“绽放”。对民主最好的辩护来自我们对人类潜能绽放的向往。 市场不是目的,只是工具，市场对于组织生产、制造繁荣是一个宝贵的工具,但市场不是生活的全部,因为存在着“市场价值”将“非市场价值”挤出我们的视野的危险,这些“非市场价值”包括正义、公正、平等、社区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感。 桑德尔在新著《钱不应该买什么》中努力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因为他发现，“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过去的15年里，他潜心搜集大量资料，结论却令人悲观，“钱买不到的东西没多少了”。 严肃的桑德尔之问，正触动亿万人的神经：用金钱垫起来的“超国民”待遇正在各行各业被习以为常。医院里的贵宾号、银行里的VIP、用金钱排队的贵族学校；雨天出租车能否加价、企业掏钱能否换取污染的权利，正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对于这种以钞票为弹药的价格杠杆之功用，大家抱怨着，但也迷茫着，甚至潜移默化里接收着。 钱可以购买什么，需要一个伦理边界？因为用钞票构筑起的分配规则，不单是与普通人毫无干系的“富人游戏”，他们买游艇、买豪车，几乎不影响普通人的生活，问题是他们要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试图用金钱购买社会服务时，许多资源就会被他们先瓜分，普通人为同等社会服务支付的社会代价就会更高，生活质量会潜在地下降。 金钱横冲直撞的时代，原则与价值观的失守，造成一个社会的失守；桑德尔的社群主义相信，共同体一直存在于共同的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共识中。共同体不必重新建构，相反，需要被尊重和保护。桑德尔在早期作品《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批评了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他说，你一个人再我行我素，再无法无天，都不能否认，你的人格和身份的形成受到了社会的构造，你就像一个挂在网里的蜘蛛，丝丝缕缕地跟社会相联，你不能选择，也不能拒斥这些“纽带”，只能发现它们的存在和价值。 桑德尔多次提到了论争。他认为，他影响社会的方式就是引起公共的论争——“如果说我有什么‘力量’的话，那就是我可以激发公共辩论，通过我的书，我的课，这是一种力量，但恐怕是极其间接的。很幸运，他能够对公共辩论有所贡献，能帮助公众了解现实政治，了解那些争议，体会那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正如《公正》课程中，桑德尔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