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果是一群人
时间到了1995年。任正非发现,公司中的很多人他不认识了。何以把这种艰苦奋斗的方法,让更多的人感召得到?他做不到了。所以任正非内心非常清楚,干部是关键因素。事业能不能扎根,就在于你能不能带出一支队伍来。任正非并非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人都漠视,他要把他眼皮底下的干部盯紧了。他每天盯着,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教他们怎么做,检查他们怎么做,做的结果如何。
这样的做法,一直持续到2003年,甚至更久,他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我们中国人叫传帮带。单兵教练,一个一个的练。
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要看你的行为,还要看你的动机。后来这发展为华为最独特的东西,就是华为的价值观评价体系。
任正非在处理人和事时,不会只是因为业绩好就去奖励你;有才能,还要看你的用心,你的品格;不会因为你的业绩不行了,没完成,就下放你。关键是看你的公司立场、你的事业立场、你的价值立场。
他在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江山社稷,与“朕”是有区别的。我可以在情感上容忍你;但你的思想行为不符合公司立场、标准,我必须批评指正,直至把你教育过来。
任正非对人有极强的洞察力,听其言,观其行,绝不放过蛛丝马迹。他的大量工作,就放在关注他直接管理的副总上。
如果中国企业老板,20年如一日地去关注自己的团队成长,我相信,任何一个企业,都会成为大企业。
而且一定是公司立场的要求,事业的要求,岗位职责的要求,不是我任正非的好恶。
这让他过于劳累。他心里非常清楚,当公司发展到1000多人,规模达到十几个亿时,他必须把重心放在干部建设管理和“传帮带”上。他根本无暇其他事情,只有全力以赴。没有任何业余时间,哪怕是半夜想起来,也会立即起来打电话,一直传达贯彻到底,常常打到凌晨再休息一会儿。
如果你一定要说有科学管理的话,这就是科学管理吧。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四、如果华为能做到
即便这样不分昼夜地做,任正非依然感到不尽人意。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摆不平。就像一个家里的家长一样,一群兄弟姐妹,给他(她)多,就会给他(她)少。利益成果,怎么去分配呢?
当任正非认识到这点,便产生了制定规则、让规则来分钱的想法。这和上帝干的是一样的事。我不再分钱了,做顶层设计了。
这和第一次创业不一样了。他在思考,自己身体力行外,能不能让下一层管理者也变成道德垂范者?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几十年学雷锋,号称有成千上万的“活雷锋”,可能吗?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美好的假设上面。
他十分清楚:就是累死我,也不可能让这些人都像我任正非一样。他必须要制订组织规则了。这个时候,他才强调不要相信人了,要相信制度规则了。
1995年以后任正非全力要做的事,就是努力去建立规则,而且是成体系地建立规则。
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怎么去确定一个人干得好不好?在这么大一个分工体系当中,怎么去正确评价一个人的贡献和价值呢?
可以有一种选择,就是借助于市场法则,评价人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创造的分层承包制。直至今天,华为人都知道,这种方式持续不了几年,因为它是以利益的给予做为激励杠杆的。
凡是利益金钱激励,一定是符合效应递减原则的。不具可持续发展性。
华为非常英明,它压根就没有走这条路。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管理。
这就是最初通过人大教授帮他们建立的评价体系。这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你们看看朗讯怎么做的,就知道了,它叫做绩效管理循环。从本质上它不是一个评价,而是一个传帮带体系。
整个流程是:帮助你制定计划;监督执行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帮助;检查结果;查找问题原因;制定完善计划……以此循环往复。和日本企业做的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这套体系,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才是我们向华为学习的!要知道,工具和方法到处都是,但是华为做到了。
这就是华为从军队当中学到的,干脆拿出一部分人来,其工作任务就是检查。
它叫做四级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当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当中提到的,把支部建到连上。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一直安排到基层,管的就是人,经理就是管事,财务管的是钱。
任正非有着清醒的管理意识。既然这个事是重要的,我必须配置资源干好这个事,垂直管理,从集团机关一直到基层。
如果这样还评价不出来,那人力资源的投放就是浪费,要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找到办法,把人力贡献的价值给评估出来,包括长期的和短期的。即便不能评价得很量化、很科学,但我也能把人给整直了。因为总有人在看,总有人在评。员工做得对还是不对,只要有人在议论这事,还是专职的,就没有管不住的人。
这就是他们从最初发展出来的两套评价体系,一套是人大一帮教授帮助他们建立的工作评价体系,还有一套是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所谓价值观、立场、思想评价系统。
华为的价值观评价体系不是抽象的,你的立场对不对,你有没有公司立场、组织原则,可以展开公开批评,谁也没有退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者,你没有选择,你就是吃这碗饭的。而且老板带头公开批评。如曾经有一个管理者向下级部门推荐熟人,任正非公开骂人,直骂得那人抬不起头来。
五、如果你一定要走向未来
接下来,是我们到底用什么统一的原则要求人的问题。
像德鲁克说的,所有人的意志、行为都必须指向一个结果。每一个部门也应该有这种指向:技术研发的方向、生产的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乃至老板内心中有却还没有表达出来的方向。所以他说我们要有一个基本法,统一大家的意志。
后来任正非很谦虚地说,人大的教授很厉害,帮我们统一了观点。其实我们自己应该最清楚,就是帮助老板完成了思考,并把他内心的感受呼唤出来、表达出来而已,我们把这叫做公司内在的知识黏着。然后再经过大讨论,几易其稿,将使命完成了。
接下来,从华为的发展逻辑来推,必然会呼唤下一个事情,那就是每个职务的存在价值到底是什么?过去我们都是以专业化的方式划分,就是打补丁,某项工作忙不过来再分一个人过来干,从来就没有梳理过他们的职位配置。有了《华为基本法》做基础,有了指向,有了统一性,那我们对每一个分工就要条理化,于是华为就有了第三方职务评价系统。
关于每个职务的内容性质、要求、责权分配,世界知名的hays公司携上百年的企业管理经验,以咨询的方式适时切入,从而使得华为建立了指向未来发展的职务评价体系。
所以说,一路走过来看,整个华为的管理,主题就是人的管理。直到今天,任老板自己说他整个生产三要素主要力量不是资本,不是土地,而是人。而人力资源管理最重要的体系、公正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职务评价体系上,也就是建立在价值评价、公正评价人方面。
如果没有hays公司帮助建立的职务评价体系,就只能按级别来分配,按绩效拿奖金,这正是很多中国公司目前无法摆脱的一个困境。
综上所述,职务评价系统、资格评价系统、文化价值观评价系统和工作评价系统,华为在整个制度建设当中,四个体系的确立是一步步推出来的,也是彼此关联的。比如工作评价体系和职务评价体系是什么关系?职务是分工,工作是任务,你在组织中的定位有了,责任边界有了,工作性质有了,但是你到底执行什么任务?如果没有上司的传帮带、没有绩效管理循环、没有经验传授,你同样不能够做对。这样华为就解决了目前很多公司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让更多的没有资产作为合法性来源的、没有品性作为合法性来源的广大干部有了行使权力的基础,这就是制度维系。
你需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奖励,这是一种“约束”。
而我们很多公司谈的太多的是激励,谈的太少的是约束。你提不出这样制度化的要求,就只有靠物质和精神激励,最终的结果就是和稀泥。这正是我们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所欠缺的。
其实一个企业的基本原理,hays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对体力劳动者管理方式,标准如何设?偏差在哪里容易发生?如何纠正?我们缺了这一课,http://china.aihuau.com/所以当知识劳动成为主体的时候,我们依然不知道如何做。
是hays的帮助,让华为这个以知识劳动者为主体的职务标准特征给外化了出来,而这才是华为秘而不宣的成败关键!当然这也是他们用代价换来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走出来,华为的成长就立足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而不是高工资的基础上。
沿着这个逻辑,每一个跨部门间的每一件事情的合作,同样借助于IBM公司的经验数据库建立起来,这种合作不再依靠会议,不再依靠行政权力,而是依靠经验数据系统和专家知识系统。
一件事情、一个活动如何做,输入输出,该怎么做、会有什么结果等,都会被刻划出来,真正的无缝对接。含2000多个活动的标准分解、流程,华为经历3年搞出来的IPD复制,这也是很多企业没有懂的事情。
至此,华为走向未来已经没有悬念了。华为真正实现了从老总权威驱动到制度驱动的升级。
沿着这个逻辑,我们是否摸到了华为的真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