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龚鹏程当过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的创校校长，近年长居北京，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说：“那是陈水扁主政后期，感觉要活不下去了，社会价值观颠倒、混乱，又反智、粗暴。我不想虚耗，所以选择了来大陆做更有意义的事。” 读书的“流浪汉” 龚鹏程在台北出生，在台中长大，家境并不好。他回忆：“没有田地，也没有任何产业，在社会底层挣扎谋生，而运气却不好。曾经水灾，一无所有。当时政府也很困难，顾不上我们，几乎是无以为生了。” 小时候爱打架，看了武侠小说，就开始练习武术，把小说和武术结合起来。他看过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说：“大春写的是台北植物园那一带人物。但他成长背景和我不同，他在眷村，且在台北。我在中南部，又非眷村。外省人到台湾以后，眷村算是比较好的群体，毕竟还有军队可以依托。家父入台后就离开了军队，只能在台湾社会的底层挣扎着生活，所以我是流浪汉。” 流浪汉四处觅食，龚鹏程却略有不同，因为他还喜欢觅书，想尽方法找书看。要么去借，要么去书店看，甚至还会去偷。后来爱读书的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 古龙往事 读书以外，龚鹏程喜欢与老辈文人交游。老辈各有其脾性，也各有其精彩，例如小说家高阳：“高阳是杭州的世家子，诗酒风流，每晚约朋友喝酒、聊天。后来他自己还开了一家餐厅。当时他同时在好几家报社写稿，宋朝、明朝、清朝，故事各不相同，又是连载，昨天一段，今天一段，明天一段。上午还另替报社写社论，针对政经时事，代表报社发言。你说这有多杂？当时还是排版工人检字的时代，报纸总要留下版面，并留一组排版工人等他，有时还得专门派人骑摩托车去几个餐厅找他。找到之后，等他一边吃饭喝酒聊天，一边写，真可谓奇才。”这倒跟梁启超一边打麻将，一边写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龙过世前一年，龚鹏程采访过古龙。据古龙说写《绝代双骄》时有事缺稿，结果报社只好找倪匡代笔救场。说移花宫派高手来追杀小鱼儿，小鱼儿逃到山谷里等，写了十几万字以后，古龙才回来接手写，但已不晓得该怎么接。只好写小鱼儿醒来发现自己做了一场梦。这十几万字就是一场梦。倪匡也帮金庸写过，写的就是阿紫眼睛瞎了的那一段。当年作家趣事，往往如此。 当今书法歧路亡羊 不过，虽多与前辈交游，龚鹏程仍多靠自己下苦功。读大学时便从上古到明清当代，一路通贯地钻研下来。而且，几乎对每个人文社会领域都涉猎。他说：“我的学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就是传统文化，因为四部典籍我读得很扎实、很全面，所以基本功不错，现代很少有人下过这样的功夫。第二就是后工业社会的新思潮开启了我国际化的视野和当代的意识。使得我可以像用个杠杆般，有效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这两方面就像车之双轮、鸟之双翼。” 龚鹏程出版过八九十种著作，书法也甚有心得，写有《书艺丛谈》一书，也在几个地方办过书法展。但他不认同现在一些作风，说：“很多人想赋予书法新意，却让书法变成绘画，变成视觉艺术、空间艺术。这就丧失了书法的本质，越来越往现代艺术去靠，实乃歧路亡羊。而且现在书家只写字，不读书。首先他自己就不是文人，所以字也没文化。”2013年9月，“龚鹏程书法展”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展出。 “现在的大学都大得像巨兽” 台湾的汉文化传统从未中断 时代周报：台湾的传统教育一直没间断？ 龚鹏程：从郑成功以后，汉文化就在台湾落地生根。郑成功到台湾开始就建孔庙了，清朝的时候大力推行儒学教育、科举、文人社会等，所以士绅阶层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中坚层。虽然经历过日据时代，但社会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动。因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虽然实施了新式现代教育，但只是中小学的低阶教育，因为有限制，很难有人接受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日本人可以读大学，台湾人不行，特别是文科。有办法的台湾人也只能到日本去读。故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并没有通过教育培养出新的受日本教育的知识阶层。知识阶层还是读传统书的，是老的文化人，吟诗作文，所以有很多诗社和文社。光复台湾以后，大陆又有一大批文人去了台湾，如台静农、魏建功等都不是1949年后才去的。当然1949年后又去了更多一批。可以说，自明郑以来几百年间，台湾的汉文化传统已经根深蒂固了。 时代周报：你在师范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现在想起来有哪些人印象比较深？ 龚鹏程：都深啊，但他们在大陆不见得很知名。比如说李猷先生，大陆一定不知道。他是钱仲联先生的朋友、杨云史的学生。他曾经长期主持设在文化大学里的中华诗学研究所。那原是诗人的雅集，后来才体制化成为研究所，出版一本旧体诗期刊。我经常参加他们的诗会。他自己则在淡江大学教书，家藏很多老辈诗集，我曾经借到过一些。 还有王符五先生、俞大维先生等。俞先生跟陈寅恪当年在德国一起读书。所以两岸隔绝时，陈寅恪的著作通常都是从俞先生这边散出来印行的。陈寅恪先生全集，也是俞大维先生写序、题字。当时台湾翻印大陆的古籍典校，俞先生是非常重要的管道。因为他当过“国防部部长”，很多出版界的后辈都在他家取书，不然就在香港访到书以后直接寄到他家，然后再从他家拿出来印。俞先生主要是学弹道兵学。但是他家学渊源，与陈寅恪家的关系极为密切，他自己也写过几篇陈寅恪的回忆录，是很权威的资料，学界多所引述。但是他题的封面、落款其实都是由王符五先生代笔的。我在王先生家里也看到很多材料，比如说周弃子先生的诗集也就是王先生送我的。周先生过世以后，根据这个稿本才编出了周先生的诗集。他们的关系都是一个串一个的。 时代周报：在学术上，你几乎每门每类都有涉及到，为什么这么博杂？ 龚鹏程：学界的分类是现代的分类，但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互相有关系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我觉得现代人偏要画地为牢，这才奇怪。古人为学，都想成就为通人。通人就要贯通，学问不通怎么谈呢？读李白的诗，不懂道教又从何谈起？我记得当年读李商隐的诗时，就发现他的诗跟唐史整个扣合在一起。他经历过唐朝五个皇帝，所以要读李商隐的诗，必须要对中唐史很熟，否则很多事情就对不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以史证诗”可能也有问题，但这是中国诗的一种理解方式，很多诗人也以这种方式创作。李商隐本身同样有道教的背景，晚年也信佛，所以我们读他的诗，这些都必须要互相打通。这不是我们要故意去打通，而是它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现在却把这些都切割开了，好像中文系就只研究他的辞章、辞藻之美，历史系就考证史事，哲学系才去讨论他的人生体悟。 当然，我在读书时也没有想要刻意去打通什么，只是要想了解一件事，自然就要涉及其他很多事，互相串连起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也不是很困难。反倒是我们把它拆开以后，才会觉得要组织起来得要花很大气力。 “我反对国内从小学开始读英文” 时代周报：现在是专才成群的时代。在台湾早年受的教育与自己的经历有没有影响到你后来的治学？ 龚鹏程：我大学四年，大概中国文化基本的东西都已经摸得很熟了。但我做学问有一个转折点，这一段经历我在大陆学界的朋友不太了解。因为他们看我是一个讲国学、谈传统文化的人。我大学刚毕业时确实也是这种态度。但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我当时的校长张建邦的秘书，替他写文章。常要以大学校长的身份来谈现代的教育趋势、国际上教育的发展和新的趋势，美国的教育改革、台湾的教育发展等问题。这不是我原来读的历史材料，它更关注于现实，跟国际的趋势有关。张先生也不是学传统典籍的，他是个新派人，在美国留学，学的是当时最新的未来学，喜欢谈“第三次浪潮”和生态问题，研究现代文明是否还有发展空间，我们应该持续去发展还是会面临生态的反扑？工业文明从十八九世纪以来已经有几百年，到了今天是不是像西方讲的后工业时代要来了？这到底是怎样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跟人际组织，还有城市，它们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变动等。他是华人世界中第一批谈后现代、后工业社会和未来学的先驱，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心力，对于资讯社会、资讯化在台湾的发展都贡献良多；并开办未来学讲座，成立未来学学会，还编了一本杂志叫《明日世界》。每年都要组织学校的人翻译书，办了一个出版社出版未来学之类书籍。当很多人还在谈论传统中国怎么现代化的时候，他已经在谈现代社会结束，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了。我当他的秘书，当然就必须也去了解这些理论，而这跟我原来历史的面向是不同的，我需结合我读过的历史文化资源，跟他的思路互相地糅合搭配。因为编译校订文稿时候都要谈这些东西，所以也逼着我读了很多相关书籍。 这样，我当了八年秘书，这段时间就是我从一个传统的国学家变成一个有现代意识、对当代问题能够有所掌握的人。无论是教育、都市，还是现代的生存处境问题，我能与欧美的新思潮结合起来看待。这亦形成了我后来的一些方法意识和时代感。我跟我的老师们、学国学的同辈，在这一点上极为不同。我的方法、我的视野跟他们都不一样。 时代周报：你读英文的原著多吗？ 龚鹏程：不多，我的英文很差。后来我发现也不需要，因为光是翻译就已经非常多了。而且看你善不善于读译著，我读的时候甚至可以读出译者的错误，因为有时译者思路上是错的。 时代周报：西方的一些史学、文学的理论家，你对谁的印象比较深刻？ 龚鹏程：史学，我比较得力的是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文学就没有特别的，各派都学习。对影响我比较大的是英美的新批评和形式主义。后来我研究得比较多的是形式主义和符号学。但是我的路数既不是照着西方讲，也不是接着西方讲，而是参考西方怎么说，然后考虑在中国我们应该怎么讲。 时代周报：你英文很差怎么拿博士学位？ 龚鹏程：哈哈，我还读过德文呢。当时修的是第二外国语，考了九十多分。但实际上现在德文字母我一个都不记得了，全忘了。 时代周报：英文能讲跟用吗？ 龚鹏程：不行。所以我现在也反对国内从小学开始读英文，这完全是浪费，可悲。我们从来不曾听过有人说要从幼儿园开始学法文、德文，将来才能够成为德文、法文专家。像那些到德国留学的学生，德国根本不要求你会德文，一个德文字母都不认识也没关系。你申请到学校，比如法兰克福大学或者柏林大学，你就可以去读。到了德国后先进歌德学院读半年语言，进大学完全可以应付自如。我们在国内从幼儿园开始，花了十几二十年去读，还不如在英国、德国生活一年半载。孟子已经讲过一个“一傅众咻”的故事，楚人学齐语，可是天天在楚国怎么能学会呢？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就算你学得很好，几年不用也就全忘光了。 现代的大学越来越机械化 时代周报：在你的治学经历里面，有没有到别的国家去访问交流？ 龚鹏程：我是成名以后才出国的，后来交流访问多得不得了，现在也在欧盟和美国办学。 时代周报：语言有障碍吗？
龚鹏程：没有。理解不限于语言。就像聋子依然可以理解世界，而且未必比别人差。 时代周报：你从事过很长时间高校的行政，自己有天生的行政才能吗？ 龚鹏程：不是，主要是我苦命。不像别人可以坐在书斋里面读书，我每天办行政杂务。但这种经验对于我熟悉校务体系非常有帮助。同时我很早就开始去思考，当我替校长拟稿时就会去揣摩，他会怎么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在当校长之前，已模拟当校长很久了，对于国际教育发展之趋势与模式已有通盘的认识，所以跟一般教授有显然的不同。 时代周报：以你办大学的经历，怎么看中国高校的扩招、新办的高校像雨后春笋一样？ 龚鹏程：这跟台湾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办佛光大学时，首要就决定要办一个很小的、很精致的学校，不要大。现在的大学都特别大，像巨兽。这么大的学校，采取的是现代化养猪场的模式，圈一块地养猪，定期喂饲料，猪长大才符合标准化的重量。我不同，要办的是一个现代大学，但却是一个有中国传统书院精神的现代大学。传统的书院就是小小的，人数不要很多。这种精致化的学校跟我们现代大学的不断扩招和膨胀截然相反。 第二，这个学校不是量化型的培养，而是希望老师跟学生有直接的交流。老师跟学生的比例很接近，是老师带着学生，大家一起成长。强调人跟人的互动。我们现代的大学越来越走向机械化，用PPT、电脑这样强化电子化的教育手段，甚至于网上选课和教学，但这忘记了教育实际上是人跟人的互动。 第三，书院跟过去的学校是不同的，过去的学校主要是培养人去科举考试，书院则是讲学问的地方，所以书院必须以学术为主导。所以我办佛光大学是从博士班往下办的，不是从本科办起。先招博士班，然后硕士，最后才招本科。它是以学术为主导，强调学术和老师。有大师，和有一大堆资深教授，所以我办了十年，一直都是新设院校评比里面的第一名。看起来是反潮流的，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该这样办。 江湖术士的存在是“社会潮流所趋”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文化曾经一度是比较冷门的，为什么近30年各个门类都发展得出乎人的意料，包括风水？ 龚鹏程：因为中断了，现在就得重新捡回来了。某些则属于媚俗的。例如在商业大潮的背景下，大家要做生意，所以热衷看风水。这一方面呼应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一方面是它有实际的、现代的、向钱看的需要。做官的和做买卖的都热衷于看风水，对于别的东西就不那么热衷了。 时代周报：你认为风水的道理何在？ 龚鹏程：中国相地之学，相山川城郭、相狗相人相马，本身都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现在看风水的这些人，他们不见得懂这些，多是江湖术士。现在不是很多人信佛教道教吗？心灵空虚，感觉需要信仰，拜这个上师、那个上师，到处去静坐参禅，讲究心灵修炼。于是社会上便有很多人做这种生意。中西方各种玄学结合起来，追求一种生命的价值感，这也是一种社会风气。但是鬼扯的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出来谈，大家反而不爱听，希望得到的是一种迅速成就的秘诀。 时代周报：现代社会上流行的东西，有些看起来也很滑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龚鹏程：因为大家都不懂，以讹传讹。很多人神秘其说，还有很多江湖上的人要吃饭。我出过一本谈武术的书，其中有一篇叫《武林玄学》。前一阵子有人讲太极拳，不用接触就能把人打飞。武术界这样夸张的手段太多了，结合了一些手法和一些药法。中国古代走江湖是有手法的，跟魔术一样，主要是手法灵活。另外一种是彩法，彩法是配合道具的。还有一种是药法，是用药物的。比如水用指头沾一下就会变色，因为指甲里面藏了药。或者把腰带做成一格一格的，讲话的时候不注意，抠一下药，沾一下就马上变色。有些是事先准备好道具的，例如要一个花盆，拿几颗种子，一种下去它就开花了，那是因为种子是焙炼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