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从事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接触到的是关于苦难的讲述，屡屡体会到的是苦涩的味道—浓重的苦难，日复一日让人们在其持续中麻木的苦难，被密不透风的屏障遮掩的苦难。这些都不免让人感到沉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长久以来致力于陕北农村的口述历史研究，在其多年“倾听底层”的经历里，她总结出了底层叙述中的“苦难”主题。而像沈博爱、姜淑梅、姬铁见等开始利用互联网、出版等各种方式叙述往事旧梦、人生经历的这些“民间记录者”，主题依然没有逃脱郭于华对底层叙述的“苦难”总结。 郭于华将底层者的叙述称作“每个人的历史权利”，她认为，“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就像要保护我们的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历史权利。” 时代周报：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也不感兴趣，而且觉得自己的过去太不重要了，不值得写。 郭于华：这是很普遍的想法。包括我在农村做农民的口述历史研究时，很多访谈对象一开始是不愿意讲述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太不重要了”，“没意思”，“你问这些干什么呢？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这其实是对历史权利的一种放弃。 在所谓的主流历史中，人是被视而不见的——尤其是普通人，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他们可能会以数字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进行了什么样的战争，这个战争死了多少人。直至今天，大家也还在热烈地争论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个人是以数字方式呈现的，没有面目，没有形象，没有声音。当然，这样的数字也很重要，有时候连这样的数字也看不到。所以，我们在今天强调另外一种历史存在状态的时候，就要把人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 每一个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要像保护财产权利一样，去保护历史权利。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是有力量的，是有分量的。你会发现，如果有人认真地去倾听他们，去跟他们进行交流，他们是有愿望讲述的。很多农民妇女不识字，如果没有人倾听，就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在今天的中国，主体还是一个被消失的状态。面对很多东西我们都非常被动，中国一直是一个“被”的大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一个人的记忆也都弥足珍贵。
时代周报：个体在讲述经历时，会不会存在记忆的偏差或扭曲？你在做口述史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郭于华：一个人的回忆，因其发生在生命的特定阶段，感受的确会不一样。如“文革”，在当时还是小孩的人心中，就没有那么差—他们那时正值青春年少，是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候；再一个，记忆是否发生偏差、发生多大偏差，也与回忆者当下的境况有很大关系。比如有人说，现在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是因为在今天他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贪污腐败那么严重，所以他就觉得至少在毛时代，贪官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其实，今天的不公正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但是如果你多问他一句：回到过去好不好？他又立马就会说不愿意了。 遮掩、扩大、遗忘、扭曲，在历史讲述和个人经历回忆上，都是正常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历史研究者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来避免这种情况，如多重证据。同一个事件听不同人的说法，从而判断、接近历史真相—谁也不能说自己能够还原历史真相，只能说逐渐接近。但如果有关历史只有一种声音，而且强迫你统一接受，那就一定是不实的。 时代周报：在阅读上述三本书时，我同样感受到了“苦难”—而且认为他们并没有刻意渲染。应该怎么理解“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郭于华：可以用米尔斯（C. W. Mills）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来理解这句话：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米尔斯强调，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中无法解决的烦恼，正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在此意义上，影响每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 美国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布迪厄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这位思想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与22位合作者向世人呈现的、关于法国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种种苦难的作品，直译过来是《世界的重量》—现在经常翻译为《世界的苦难》，这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作品。这本书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个体遭遇的困境，个体所承受的困扰、苦闷，看上去是主观层面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反映的却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这话听起来很绕，但是也不难理解。临时工、移民群体，家庭中处于弱势的女性……这些人所遇到的困境和困扰，看上去都有一个个人原因，但实际上作为研究者，绝不能将这些原因都归到个人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