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为关注文化差异，常常讨论起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但是中国人的合作意识差？为什么西方是一种个体主义文化，但是他们的合作精神却比我们强？”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我们的集体主义是一种过程的集体主义，而不是一种结果的集体主义。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更多是通过一种外部的强力而组合起来的，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大多没有自己可以确定的利益边界。所以，这样的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由于没有可以确定的利益预期，他对集体的关心乃至忠诚就谈不上了，合作意识差自然就不可避免。其实，关于这一点，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很好的例证。反观西方，其个人主义的基本基础，是利益的个体私有，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和拥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受到法律的保护，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了增值自己的财富，每一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的财产拿去与别人的交换，通过双赢的方式不断“做大”自己的财产，他们合作的欲望自然就十分强烈。就这个意义来了看，西方文化从“个人”出发，反而会归于“集体”，成就了一种结果上的集体主义。 谈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在现实中无论从企业领导层面还是从员工层面，都有着这样的一些困惑。领导希望员工忠诚于企业，员工会说：“我只是给你打工的，凭什么要我忠诚？”领导和员工都希望“企业与员工共成长”，但是，员工的疑问是：“你从哪些方面来体现我与企业共成长了？”所以，如何理解、说清楚、同时在管理实践中体现集体与个人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我国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任何企业，都是基于利益的集合体。企业的发展，需要满足来自各个方面的利益，这其中，员工的利益是一个关键问题。让我们通过几个小故事来看看： 明末李自成军之不断壮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在战争过程中更多纵容部下抢夺财物，经常是攻下一座城池之后就是大抢三天，由于能够得到实惠，所以跟从者众。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天下不是他们家的，是朱家的，是别人的，所以我能抢多少算多少。但是，当他快打到北京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天下很可能就是咱老李家的了，得改变策略了，所以就出了号令、严肃军纪：“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在这样的纪律约束下，从者没得抢了，开始起了异端之心。从很大程度上讲，这是李自成军队的战斗力和最终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家跟着你就是图抢一点儿东西的，现在不让抢了，还跟着你做什么？
跟这个故事有一点类似的，是我们都熟悉的温州企业的诚信自律行为。我们知道，温州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假冒伪劣事件，一些事件甚至令人发指。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众多企业在“草莽”之时，“温州”不是他的“温州”，是大家的和集体的“温州”。既然是没有归属的，那就人人可以使用，人人都随意糟蹋，谁也不愿意为“温州”这样“集体”付出自己的诚信成本。慢慢地，在激烈的竞争与厮杀过程中，一部分企业发展起来了，他感觉到自己的（个体）的利益发展受到了“温州”这个品牌不良影响的制约了，就有了基于个体利益的对集体合作的“诚信温州”进行维护的愿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实力强的企业，对温州品牌的关注程度越大，这是由他在其中的利益需求所决定的。为了个体利益的保护和发展，温州企业自愿性的诚信联盟行为得以形成。 我们都愿意在企业文化中谈“以人为本”，殊不知，以人为本的核心，不是你挣钱了去关心一下员工，而是要从人性的根本规律上来思考如何管理的问题。人性的一个基本点是趋利避害，如管子所言：“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白单，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这样一来，结合集体与个体的话题，员工所需要的，就是在企业的持续成长的集体中，随时都能够看到或者预期到，他能得到的是什么？他与集体的利益边界在哪里？能够及时地帮助员工看到未来的可确定性，是解决集体与个体的关键所在。员工的凝聚力也好、向心力也好，如果缺乏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实现起来恐不容易。 关注集体中的个体，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体。忽略集体中的个体，集体终将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