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管理、企业管理、个人管理……,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的管理。因此管理者需要对人有充分的认识,通过认识人来管理人。
前人在这方面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这里我们从古今东西方两个角度进行一下回顾和总结。
西方管理学家对人的认识
科学管理时代的“机器人”假设
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提出并采用了科学管理的思想和方法:系统地研究和分析工人的操作方法和动作所花费的时间,研究工人动作的合理性,找到能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工作方法。
在科学管理理论中,人被假设为“机器”。泰勒制在使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工人的劳动变得异常紧张、单调和劳累,因而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
“霍桑试验”与梅奥的“社会人”假设
从1924年到1932年,梅奥在美国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长达九年的实验研究——霍桑试验。霍桑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在霍桑试验的基础上,梅奥否定了科学管理理论对于工人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梅奥指出: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出自追求金钱的动机,还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敬等,而后者更为重要。
因此,梅奥认为:管理的关键在于提高工人的满意度。工人的满意度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首位因素是,而生产条件、工资报酬只是第二位的。高的满意度来源于工人个人需求的有效满足,不仅包括物质需求,还包括精神需求。职工的满意度越高,其士气就越高,从而产生效率就越高。
梅奥发现了霍桑效应,开创了人际关系理论,建立了“社会人”假设。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
l 生理需要,个人生存的基本需要。
l 安全需要,包括心理上与物质上的安全保障。
l 社交需要,人是社会的一员,需要友谊和群体的归属感,人际交往需要彼此同情互助和赞许。
l 尊重需要,人具有内在的自尊心并且要求受到别人的尊重。
l 自我实现需要,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对生活的期望,从而对生活和工作真正感到很有意义。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会影响他的行为。只有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行为,满足了的需要不能充当激励工具。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
除了上面几种外,另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麦格雷戈关于人性的X理论和Y理论假设、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等。
大体来讲,西方学者对人的认识是从“机器人”“经济人”到“社会人”“复杂人”不断进步的过程,而以马斯洛的认识基本代表了集大成的最高水平。德鲁克在其1999年所著《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坦言:
“麦格雷戈主张管理只能在仅有的两种方式――X理论或Y理论中选择其一,我在1954年的《管理实践》中大致上也是如此主张。过了几年马斯洛证明麦格雷戈和我都错了,我立刻投靠了马斯洛的阵营。”
前面我们先回顾了一下西方学者对人的认识不断进步的历史,现在再回头来看一下中国古人对人的认识。
中国古人对人的认识
中国古人对人的问题一向很关注,关于对人性的说法随处可见,我们试举几例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进行相互印证:
俗语“民以食为天”,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篇》)――马斯洛所谓的人的第一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
管子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在第一二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满足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更高层次的社交与尊重的需要;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了实现马斯洛所谓第五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途径。
这样粗看下来,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初步判断:西方管理学家们在上个世纪一步一个脚印所取得的成果,中国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有所认识。不过这个发现并不值得我们沾沾自喜、妄自尊大。因为这些话并非一人所说,也不在一个框架中,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拼凑这样几句话不足为奇,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说明中国古人的思想比西方现代管理学家们更加高明或者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