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北半球刷统治权 《当中国统治世界》第一部分第3章辉煌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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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在后来的1 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扩展。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

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 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 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

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尽管它遭受了来自北方族群的多次入侵，尤其是13世纪的蒙古族和17世纪的满族，但是所有这些入侵者，一旦统治得到稳固，便试图学习汉族人的习俗和价值观，并且按照中原人的原则和制度来进行统治，这都证明了汉族人当时所享有的声誉和威望。汉语的坚持不懈和稳步传播是文化力量的一种象征：虽然遭受北方持续不断的入侵，但居民的迁徙，避免了汉语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同时让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也更加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那样，早期出现的中国国民特性，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关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特性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保持超过2 000年之久的统一，同时其规模多少也会遭到削弱。

从历史来看，相对先进的农业形式，能够确保社会维持大规模人口以及社会的有组织性，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中国在12 0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谷物，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文明早了8 000年。虽然中国北方通常采用旱地种植谷物，但也已引入了水田种植。谷物种植在第一个千年发展缓慢，但后来迅速得到普及，这不但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大发展，还促使经济重心从关中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发明了水稻种植新方法，包括育种、早稻、种子的系统选择、带踏板水车和许多先进的灌溉工具。新技术和新工具使得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到宋代时，先进的农作技术已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得到推广，并稳步推动南部边境的进一步拓展。农业繁荣促使人口迅速激增，1000~130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500~900年，砖砌路沿着大中华帝国的中部铺开，使得从帝国的首都到其他任何规模相当的城市，都只需要8~14天的时间。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河运（包括运河）、海运等水上运输方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个水路体系连接成一个网络，为120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欧洲最大的海港城市威尼斯居民马可波罗13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我保证自己所说的句句属实，这条运河如此之长，经过的地区和城市是如此之多，要是测算它所能承载的航运量及其交通价值，那意义将超过所有基督教徒的河流再加上他们的海洋。”

到12世纪时，纸币在北方和南方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奢侈品和大米等必需品的大型跨区域贸易都很发达。在宋代，沿海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城市化进程也相当迅速，例如，13世纪晚期，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杭州，已经拥有近700万人口：截至那时，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城市人口大约占到全国总人数的10%。然而，这些城市在政治中心和个人自由方面，并没有发挥像欧洲城市那样的作用：自治地区城市的发展受中央集权结构制约的模式，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由于政府的鼓励，在宋代特别是北宋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内，出现过学习和发明创造的浪潮。这个有时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阶段，见证了传统考试制度的发展、新儒家思想的诞生、火药的发明、灰泥和雕板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广泛发行以及数学、自然科学、天文和地理等学科的重大进展。其中大型纺纱机的问世，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未能开辟一个类似英国数百年后经历的工业革命那样的时代，但是其意义几乎不亚于后者。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文化修养最高和数学水平最强的社会，其发明创造也是首屈一指的。相比之下，北宋结束长达两个世纪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才姗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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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版印刷图书的发行、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日益增多的进京赶考者、数学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代数的发展）以及学者阶层的出现，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能识字算术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伊斯兰世界可以同日而语，那时的欧洲还处于望尘莫及的境地。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还大量借用中国的新式发明，包括纸张、指南针、独轮手推车、船尾舵、手纺车和雕版印刷术。截至那时，中国依然是东亚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对其邻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都是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中华附属国，都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表现出虔诚的敬意。

1300年以后，这段非同寻常的繁荣时期逐渐步入衰退期，中国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开始让位于一段时期的经济停滞，这个过程直到1500年才结束。蒙古的入侵标志着宋朝的灭亡——这个从多方面评价均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中国被蒙古帝国吞并，开始进入元朝。这是一段极不愉快的历史，中国人民发现自己被置于异族的统治之下，沦落到卑微的境地。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有几个原因。南部边疆原本拥有肥沃的未开发耕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但是此时开始涌入来自北方的移民，可想而知对资源尤其对粮食物产生的压力日渐加大。科学上取得的蔚为壮观的进步，此时也开始日益干涸。贸易的缓慢下滑和与外国联系的渐渐中断，中国开始逐步转向自身，内向性愈发明显。而在明朝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都是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持续的外向性过程中。中国向南扩展腹地，包括开拓肥沃的新农地。

宋朝统治者相当重视贸易和与外国人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而且不止中亚、印度次大陆，甚至抵达非洲东海岸。而到了明朝，这一进程开始进入缓慢的逆转期。1371年，由于大规模的日本海盗对中国船只构成了威胁，明代明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1390年的一项法令宣布：“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明朝统治者又相继颁布了禁令，首先禁止私营贸易，然后是政府贸易。正如马戛尔尼所抱怨的，到1757年，广东（今广州）成为允许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城市。

1411年大运河的成功重建，连接了中国北方与长江边的稻米之乡，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它标志着对沿海航运以及海军需求的大大降低。在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宋朝帝国江山的稳固到明朝早期出色的海上探险活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拥有多层甲板帆船（多达4个甲板、4~5个桅杆和12个帆），使用船尾舵驾驶，有航海图和指南针，可容纳500人左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是一次伟大的航海壮举，其航行范围到达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他所乘载的轮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从此之后，中国的海上实力便急剧下降。1436年，政府禁止制造适于远航的船舰，减少小型船只的建造。为何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孤立和内省倾向，其原因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后人未能延续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明朝政治态度的转变；由于首都1421年从南京迁往北京，统治者对北部边界更为关注，对沿海的兴趣日益减少；更加关心航海的成本和为对抗北方蒙古而进行的军事探险的相对失利。统治者确实也存在一些担忧，因为沿海中心城市与其他陆地接壤，有可能成为动乱的发源地，毕竟维护社会秩序始终是中国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而且，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骄傲自大，总认为他们的文明远远胜于那些野蛮人（即中国人以外的人），使得这种专断独行和孤立主义的观点似乎完全是自然而然和符合逻辑的。此外，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也使以大国自居的思想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1500~1800年，经济停滞让位于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适度繁荣。国家的粮食供应稳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省份移民安顿下来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高，包括一些新型农作物（例如玉米和花生）的种植，以及更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各方面的综合发展，促使中国人口在1400~1800年增长了5倍；而1300~1400年的时候，它还是呈急速下降态势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容易被忽视：它被中世纪早期的经济革命掩盖，经济增长也只是伴随着相对较少的新发明，远不如宋代发明创造的规模和成果，另外，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最终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成为1800年后对所有经济体进行考量的最真实也最无情的标准。不过，18世纪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印度，欧洲充其量只是经济大球场上中等水平的球员。正如亚当8226;斯密1776年观察所说的：“中国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更为富有。”确实，一直到1850年，伦敦才取代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18世纪末叶，英国通过运用其殖民地的资源和本国充裕的煤炭供应，摆脱了日益增长的资源受限，但是中国一无所有，那么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可用资本，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在参与棉花产业起飞的过程中，只消耗了相对较少的资本这一事实。尽管中国的商人无法享有英国商人那样的独立和权威地位，但是他们仍然受到了广泛的尊重，毫无疑问不会处于劣势地位。与欧洲相比，中国对投资的支持相对更少，但是中国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市场的成熟度比欧洲还高，建立的时间也更长久。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8.3%~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在融合了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一种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机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一直在推进。”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国内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沉浸在陈旧的生产作业里。在英国，小规模家庭作坊被证明是后来工厂体制的先驱，而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水平至少与英国持平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经济逻辑揭示了家庭作业与工厂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英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带来中国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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