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阶段扭转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败局面，实现了先前的政权无法创造的经济腾飞，而且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转型的基础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1949年革命完全不同于1911年辛亥革命，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遵从乔治三世的命令，第一个英国贸易使团于1792年9月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他们给这个遥远的封建国家带来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礼物，比如望远镜、钟表、晴雨表、装有弹簧悬挂装置的马车和气枪。贸易使团乘坐一艘装有66门火炮的军舰和两艘补给舰来到中国，任务是向大清乾隆皇帝展示本国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精湛技术。这个700人的使团中包括外交官、商人、军人、科学家、画家、园丁等，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代表英国政府的东印度公司（实际是英国的海外公司，统治印度直到1858年），非常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之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所以本次使团出访之前进行了精心的长期准备。英国人抵达澳门后，发现葡萄牙早已在这里建立了一块基地，于是又花费4个月的时间向北航行，与清朝皇帝的代表进行了一番谈判，并左等右等，才见到他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乾隆皇帝。1793年9月，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进京拜见乾隆，希望获准在通商口岸广州从事贸易，并愿意上缴关税。但乾隆不为所动，贸易使团的努力化为泡影。乾隆皇帝没有给马戛尔尼明确的答复，而是向乔治三世发布了一道敕令，称清政府没有必要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根本不需要其他国家的东西。乾隆这样写道：
“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自恃拥有不断强大的国力和工业革命的早期成果，英国十分傲慢自大，但是81岁的乾隆皇帝对此却一无所知，英国人也颇为费解。遭拒后，两手空空的马戛尔尼只能通过走陆路到广州的唯一路径离开中国。在这次航程中，他坚持作了大量的记载，其中有一条写道：“中国是一个古老、疯狂的国家，它拥有一流的军舰。那些足智多谋、谨小慎微的政府官员固守着150年来的陈旧思想，试图以自己的大国地位威慑邻国。”他对大清帝国的未来非常悲观，认为其命运注定是要“在海岸上被撕得四分五裂”。 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中国 “屈辱的世纪”从此开始。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就能解释的。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