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成功地创建了一种世界体系，它是当之无愧的霸权国，同时也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苏联解体之后，这种体系发展得愈加成熟，中国也逐步参与了进来。”到19世纪中叶，尤其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入侵中国的事实，生动地说明欧洲对东亚国家的优势已经明显确立。但是这种优势是何时开始的？人们会忍不住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持这种想法，部分原因在于明朝之后——特别是产生多项发明创造的宋朝灭亡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对于清朝，历史学家大卫8226;兰德斯（David Landes）认为：“在科技领域，中国变得越来越迟钝，它故步自封，无意创新。”所以，他认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欧洲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一方面，与过去的辉煌历史相比，中国对自己的现状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活力四射地稳步增长。大约从1400年开始，部分欧洲地区就开始显示出稳步的经济增长趋势，同时文艺复兴的酝酿为后来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不过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些发展的意义可能被所谓的“后见之明”夸大了：当时人们都认为，由于欧洲19世纪初叶就获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功和超级统治地位，所以它的成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其实不然。于是，出现了一种并不流行的认识，有些人认为欧洲获得对中国的领先地位以及中国自身的衰落，都比实际情况发生得更早一些。认为1800年欧洲轻松地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观点，日益受到历史学家们的质疑。杉原薰（Kaoru Sugihara）提出，1600年后的东亚并没有走向衰落，相反在后来300年的时间里，还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被称做“东亚奇迹”——他称之为“勤劳革命”，这种经济成就完全可以与后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相媲美。他指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农业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农作物的重大改良和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支持。正如亚当8226;斯密所说的，18世纪晚期，中国的市场显然比欧洲的更加先进和成熟。例如，中国粮食产量中被远距离运输到市场上的比例远高于欧洲。中国市场在早期之所以能获得发展，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土地可以买卖。中世纪的欧洲，农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既不能离开也不能任意处置土地；而中国农民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就能够自由合法地买卖土地及其农作物。1800年，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至少与欧洲旗鼓相当，据估测，18世纪的日本，约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西欧为10%~15%。1800年之前，无论从资本存量还是经济机构的角度来看，西欧都未享有超过中国和日本的绝对优势，当时许多中国公司都是股份制的。即使在技术水平方面，欧洲和中国看似差不多，但是在灌溉、纺织织造、染色工艺、医药和瓷器制造等领域，欧洲还是落后于中国。中国很久以前就使用纺织机器，它们与多轴纺织机和飞梭只存在细微差别，后者曾为英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提供过动力。中国很早就对蒸汽机不陌生，而且还创造出类似的各种类型的机器；只是与后来詹姆斯8226;瓦特的发明相比，这些机器是用活塞驱动飞轮，而不是相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开始，对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就快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一系列技术、革新和增长，这也使得英国能在科学技术方面获得不断进步，并尽享领先于中国的优势。中国则正好相反，事实证明其“勤劳革命”并没有拉开工业革命的序幕。1800年，在中国和西欧的一些中心地区，生活水平是大致相当的，可能日本略高一点，人均寿命和卡路里摄入量也基本相同。人均寿命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除了最富裕的地区，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均寿命都到19世纪末叶才超过中国。保尔8226;贝罗什（Paul Bairoch）计算得出，180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领先于西欧，亚洲作为一个整体落后于西欧，但超过了欧洲。当然，提起中国和欧洲，我们必须牢记一点，这两个地方都聚集了众多人口：1820年，中国人口多达3.81亿，西欧人口达到1.33亿，欧洲总人口达到1.69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互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末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已或多或少与英国等西北欧最繁荣的国家处于同等发达水平。鉴于最发达地区在工业腾飞中所起的先导作用，需要对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做出具体的比较。1800年，西欧远没有取得遥遥领先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地位，事实上，当时经济水平并无多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认为工业化是一个持续了几百年而非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过程的产物，不禁令人怀疑。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化看上去更像是相对偶然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仍然遗漏了一个问题：1800年左右，为什么是欧洲而非日本和中国，能够如此迅速地把财富聚积起来，然后在19世纪取得如此令人赞叹的成就呢？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唯一原因”，偶然因素才是关键。1800年左右，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旧世界中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发现保持人口增长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粮食、燃料和建筑都在竞相争夺日益稀少的土地和森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心脏地带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由于土壤肥沃，该地区孕育了众多人口，但是由于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片土地日益枯竭，再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质量不高，所以问题日益突出。欧洲——具体地说是英国，之所以能够避开中国的问题，打破这种致命的土地限制，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英国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这有助于缓解木材日益短缺的困境，而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主要蕴藏在距离人口中心区较远的地方，尤其是西北部，而非纺织工业集中地和长江下游流域。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殖民地——尤其是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幅员辽阔，劳动力充足，食物和原材料丰富：以曼彻斯特的早期经济增长为例，如果没有奴隶种植园大量便宜的棉花供应，这种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英国没有从新世界进口棉花，而是靠养羊产羊毛来生产纺纱，那么就需要广大的牧地（1815年约为900万英亩，1830年则超过了2 300万英亩）。总之，据估计1830年，为满足英国的进口需要，新世界国家种植棉花、蔗糖和木材所需的土地面积，大约在2 500万~3 000万英亩之间，这甚至超过了英国所有耕地面积和牧场面积的总和。在这样的背景下，殖民地所发挥的作用提醒着人们，欧洲工业化绝非一个内源性过程。新世界和在英国发现的大量煤炭资源，减轻了对土地日益增长的压力，消除了欧洲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说：“英格兰避免了变得像长江三角洲一样，二者看起来如此不同，以至于现在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相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