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两年前的事情大家至今记忆犹新。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被李自成打得很狼狈的时候，崇祯曾打算与清兵议和，以便腾出力量安内——扑灭闯王起义。崇祯与兵部尚书陈新甲商议后，决定秘密进行此事，并交由陈新甲具体实施。可惜事情还是张扬出去了，大臣们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此时崇祯害怕担个“媚外”的罪名，没等陈新甲说话讲出实情，就把他拉出去给“咔嚓”了。这事情才过去不到两年，大臣们还是记得的，没有人想做第二个陈新甲。崇祯一再声言：“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但这些大臣们都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了，谁肯上这贼船。崇祯有意推卸责任，朝臣含糊应对，谁也不拍这个板。后来崇祯逼问得紧了，朝臣就想出一个很“民主”的办法——向各省督抚征询意见。在此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皇帝和大臣在这慢悠悠地推太极，二月八日山西首府太原城破，一晃二十天过去了，调吴三桂的事还没定下来。此事折腾了一个多月，由于朝臣们没有明确表态，崇祯自己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就把这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给压下去了。时间没了，机会没了，京师也没救了！等到崇祯皇帝在三月初终于下了让吴三桂勤王的命令后，吴三桂的军队刚刚开拔，北京就已经陷落了。身为国君，在危亡时刻不能力挽狂澜，反而为了谁的责任问题而与群臣纠缠不清，最终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反映出崇祯性格中懦弱的一面。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扛问题的，天塌了，你不扛谁扛，虽然你个头不高，但谁让你在最上面呢？如果你都不想承担责任，又有谁会愿意为你承担责任呢？类似的事情不只发生过一次。崇祯十七年二月十日，总宪李邦华向崇祯帝提出了迁都南京的建议。根据李邦华的建议，崇祯帝可以以到孔庙圣地的名义出京，出京后直接南下去往南京。崇祯听后没表态，只说“知道了”。崇祯可不是没听进去这个建议，后来就在朝会上讨论这件事情，可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即便是南下，也应该是太子南下，而皇帝应该守卫社稷。我这做皇帝的留在这等死，你们领着接班人躲风头去了，如果我这儿有个万一，你们立马拥护新皇帝即位，酒照喝，舞照跳，官照当，就皇帝我一个人和阎罗王下棋，真亏你们想得出来。那还讨论南下做什么？崇祯于是冠冕堂皇地说：“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这话说得显然违心，既然已经打算“死社稷”了，怎么还抛出南下这个议题呢？|www.aihuau.com|24末了，崇祯还给提出南下建议的臣子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废话，不打算逃跑你开会研究它干吗？准备组团到江南旅游？你就是有这个精力和时间，人家李自成还不干呢，他还想找你喝酒呢。自己没走成，还埋怨人家。大臣们一看风向不对，马上调转口风，纷纷表示放弃南迁主张。但崇祯不是不想南迁，只不过是他想代替太子南迁，于是就又大骂“光时亨阻朕南行”，光时亨因极力反对南迁而成了倒霉蛋。崇祯可能觉得这话说得太露骨了，显得自己太想逃跑了，于是又回过头对提议南迁的臣子说：“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说是“毋复多言”，其实崇祯是想做个姿态，让大臣们极力进谏，这样自己“盛情难却”顺水就把南迁的事情定下来了。可谁想，他这前后矛盾，一会迁一会死社稷的，搞得大臣们也摸不清风向了，迁也不是，不迁也不对，到底怎么着你给个痛快话啊！既然风向不清，那就闭嘴不说，于是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南迁没形成决议，崇祯的逃跑计划没能成功，此时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李自成没有马上开始攻城，而是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自己与崇祯皇帝谈判。杜勋带来了李自成的要求：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这样的条件，对于已经内忧外患的崇祯帝应该是最好的条件了。只要给了李自成一个官方身份，马上就可以解除起义军对自己的威胁，同时又为自己抗击满清增强了力量。可是崇祯又犯了老毛病，他不想落个“偏安”的名声。他希望找个替罪羊，此时在他身边的大臣魏藻德成为他的目标。崇祯便问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那意思是：你说行，然后我同意，这事情就成了。可魏藻德不想背这个黑锅，他选择了沉默。崇祯于是再次发问：“此议何如？”魏藻德依旧“拒绝回答”。没办法，崇祯拉不下这个面子谈议和，于是打发走了杜勋。杜勋刚走，崇祯帝就拍桌子摔板凳，并把魏藻德一把推倒，其气愤程度可见一斑。崇祯不仅不能承担责任，很多时候也往往是“说得轻松做得稀松”。崇祯十年四月大旱，祈了几次雨都没效果，此时崇祯下了一道《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说了半天就俩字：拿钱。他哪里是责怪自己啊，分明就是责怪这些当官的只顾自己发财了，也不分给我这个皇帝点。看得出来，崇祯对于官吏们一心贪财十分气愤。他还曾动过“搜括臣宰”以“助饷”和“救民”的念头，因为当时崇祯感觉最缺的就是钱。于是，崇祯要么经常吃着吃着饭，就觉得自己太奢侈了，于是要求给自己“减膳”；要么在观看宫女表演时，经常想到老百姓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要求“停乐”。可是老天爷似乎不领这份情，雨、旱、蝗灾一样不少照方全来，这让崇祯更觉缺钱，于是几次三番地“罪己”，周而复始地劝戒官员富户“慷慨解囊”，但总没有实际效果。
事实往往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李自成进京之后，打开国库时，被自己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是啊，谁看到这么一大堆银子能不呆呢？但崇祯皇帝怎么就“忘记”自己还有那么多私房钱呢？在国难当头之时，在号召他人“慷慨解囊”之时，为何不能做个榜样，自己先拿出银子助赈、助饷？可怜之人自有可怜之处，《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其实他的性格弱点正是其悲剧的根本原因。以后人的眼光再去看崇祯，曾经有很多机会摆在他的面前他没有珍惜，可惜上天没给他再来一次的机会！ [深度解析]做一个亡国之君是不幸的，做一个无力回天的亡国之君更是不幸。崇祯曾经很努力地想挽救即将坍塌的大明王朝，但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祖辈积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但也不能忽视崇祯自身性格中的一些缺陷，抵消了他曾经做的所有努力。崇祯一朝，留给人们最光辉的记忆恐怕就是他苦心经营，终于铲除了大太监魏忠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忍、睿智的崇祯。无论是示弱保身，还是逐步剥离魏忠贤的权势，或是雷厉风行地实施抓捕，崇祯在此时的一系列举措都体现出他曾是一个高明的君主。但令人扼腕的是，崇祯仍然没有脱离开依赖、信任宦官的轨迹，最终更是听信宦官的话杀死了保护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袁崇焕，从而进一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崇祯走了一个来回，却猛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哦，对不起，或者说他退步了(先前还痛恨宦官当政而后又信任宦官)更适合。崇祯的失败，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千万别做戴着眼罩的驴！电影中有句经典的台词，“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上天，曾经给了崇祯这位想要重振大明王朝的皇帝很多次机会。曾经，崇祯有机会同李自成讲和；曾经，崇祯有机会把吴三桂调入关内抵挡李自成的军队；曾经，崇祯有机会筹集大笔的金钱以备军需；曾经，崇祯有机会南迁而避免自己落入敌人手中；曾经，李自成在北京城下派来了讲和的使者……曾经，太多的曾经，没有一个能实现。而没有实现的原因，在于崇祯总希望自己来做红脸，而黑脸让别人来做，崇祯太把自己当聪明人了。崇祯的“聪明误事”，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不要把别人当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