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吕静
俞敏洪没有吃午餐，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在他看来，饥饿之后饱餐带来的幸福感，远远超过餐餐正点。在《中国经营报》25周年社庆的晚宴上，俞敏洪见到了许多未曾谋面的学生，这个号称“拥有天下最多学生”的老师不管到哪儿都能遇到一些最熟悉的陌生人，与学生们的谈天说地又让他错过了晚餐，他笑称这是最具幸福感的饥饿。
终于明白俞敏洪清瘦身材的原因，在这个讲究“苗条身材、丰富智慧”的时代，俞敏洪很自然地符合了潮流。
反差的幸福
每天俞敏洪都需要很早起床上班，尤其在学生假期时，他几乎要比平常提前两个小时出家门，因为位于北四环的新东方总部总是被前来报名的人挤得满满的，以至于从中关村到学校的短短距离就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俞敏洪行驶在这条路上，有些许烦恼，有些许骄傲。
回想到刚创业时，这种场面是俞敏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现在新东方内都流传着俞敏洪最爱电线杆的故事。话说俞敏洪刚刚辞职下海创业时，由于学校无人报名，他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去贴广告，由于不忍心破坏雪白的墙面，就只能向电线杆下“黑手”。
现在新东方的广告形式早已摆脱了最初的“人工服务”，电视、网络、广播处处皆是，但最重要的就是人们的口碑相传，这个类似于《阿凡达》里的自然无形的信息网络让新东方得到了真神的护佑。
正如他自己所讲，饥饿之后的饱餐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反差带来的快感，品味这种从痛苦到开心的经历则是一种享受。
俞敏洪出身于江苏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虽说最后考入北京大学，但考学之前的痛苦经历也让他更加难忘这段时光。第一次落榜后，俞敏洪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挣到15元的高考补习班费用，他就帮别人开拖拉机运输货物，并抽空背单词、学英语，最疯狂的时候一天要背十几篇文章。
而现在的俞敏洪早已不再纠结那15元钱，身价上亿元的他早已把金钱当成一个数字，但那15元却是给他印象最深、决定着他日后幸福的重要因素。
二十多岁时的俞敏洪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成为“中国英语教育的教父”，因为考上北大英语系的他并不招老师的喜欢，原因是他的口音非常重，老师经常说他：“你说英语除了你的名字我能听懂外，其他的我都听不明白。”
之后的疯狂学习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础，如果俞敏洪的故事从一开始就顺风顺水，那他的幸福感绝不会高于现在。
现在俞敏洪的幸福观早已从渴望成功转变成最朴实、简单的要求。“有人爱，有事做，有所期待，这就是幸福的生活。”其实大多数人都能符合于这个标准，包括成功前的俞敏洪一样，他有父母的疼爱，有北大学业的自豪感，有渴望成功的期待。现在他有着相aihuau.com同的要求，只不过标准值发生了变化：他拥有无数人的喜爱，有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的成就，但对未来的期待却回归到最初的状态：吃一顿家庭餐，这可是我们所有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在一项关于百姓幸福感的调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自己不幸福。正如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成功”一样，也没有绝对的“幸福”。大部分的人和原来的俞敏洪一样，物质贫乏、生活艰苦，最后获得了通过自己的勤劳达到成功时的幸福。当然也有另一种幸福，衣食无忧、声名显赫，但也许最平常的愿望都无法实现。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幸福，只是需要去发现、享受。
善于停止 也是一种幸福
上世纪80年代，出国热席卷了全国，俞敏洪的新东方成为这些学子梦开始的地方。据说，北大、清华学生不认识自己校长的人大有人在，但只要想出国，没有不认识俞敏洪的。在北美任何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新东方学员至少占了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那个时候，人们的价值观是：出国是谋求幸福的一种手段。
可这位留学教父并没有选择出国，他曾说过，其实出不出国并不重要，不能以此决定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重要的是一个人把握机会的能力。
俞敏洪在和杨元庆的聊天中得知，两人都曾考过TOEFL和GRE，但都没选择出国留学。俞敏洪更看重“内修”，不时地锻炼自己的能力、竞争力和沟通力。正如他曾说过的“猩猩头领”的故事一样，有了这些能力，哪怕有一天走入非洲丛林，也会变成一群猴子或者大猩猩的头领。
的确，现在出国学子的“返国热”正好印证了俞敏洪的看法，经历了文化差异、异国之苦的中国人慢慢觉得能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对于“内修”，俞敏洪一直倡导改变自己。“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所有对生活的看法都是来自于我们心境的改变，当心情变了，态度变了，生活就可以改变。尽管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但不同人看一件事物的态度都不一样，这种感受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内心，喜欢和讨厌都来自于我们的心境。”
俞敏洪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聪明，只能开出租车，在外天天抱怨，回去还跟老婆吵架，觉得自己处处不顺。有一天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一个人只要心境变了，世界就会变。司机打算试一试，第二天他把汽车打扫得干干净净，对所有的客人都非常有礼貌，他突然发现所有的顾客态度都转变了。后来他又在汽车里安装了可以选择歌曲的音箱，配备客人喜欢读的杂志报纸，结果这个出租车司机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从此以后他觉得这个世界无比幸福和美好。
现在的俞敏洪还是十年前的作息，早上六点钟起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于他来说几乎没有节假日，他曾经抱怨自己甚至没有时间看完一整本书。但他认为最开心的事还是与员工一起四处演讲，而不是与家人一起共享天伦。因为他已经改变自己的心境，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俞敏洪一直学习滑雪，但从来没有摔伤过，因为他知道如何停下来。对于人生，俞敏洪也在学着慢下来。他认为人到一定时候一定要学会停止，人要有贪婪，但是要有度。
他给自己列了未来几件令他具有幸福感的事情：一、每年资助500至1000名贫困大学生。二、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三、多读点儿书，到全世界各地多走走，把那份悠闲心情给收回来。
幸福也要适可而止
吕静
和其他嘉宾秘书、司机前呼后拥不一样，俞敏洪走到哪儿都是一个人，他觉得独处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也许正如他所说，“再美好的事物，天天享受也会有疲倦的一天。”这个拥有最多学生和员工的人却更向往孤独。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现在国人的幸福标准是什么？
俞敏洪：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弱势群体得不到真正的维护和保障。我认识的有些人每年个人所得税就能交出几百万元，可有些地区的百姓过日子还非常艰难。包括新东方有的员工也只能一月拿到一两千元，虽然我每年都在给员工涨工资，但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和消费速度。
所以国人的幸福标准还是以物质生活为主、精神生活为辅的一个状态。
《中国经营报》：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如何让员工享受到最大的职业幸福感？
俞敏洪：首先是员工薪水，因为这是关系到员工生存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企业文化全是空谈。所以我会尽全力给员工加薪，大部分员工是非常知足的，只要有涨薪的行动，不管多少，他们都会感到温暖和幸福。
除此还要有人情关怀，包括节假日的问候、参与员工活动等。现在凡是新东方总公司的员工生孩子，我都会送两袋尿不湿过去。除此之外，每周日晚上我的工作时间会比平时多一个半小时，我会利用这段时间给全体新东方的员工写一封信，大概内容是我这星期做了什么工作、遇到哪些有意思的事，再推荐一些好的书籍和文章给他们。一定要让员工知道，上层是在想着大家的。
对于工作，我要求员工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不用想太多。被动地完成工作任务，就不会有幸福感。
《中国经营报》：你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作为企业家，在物质生活令你满足时，还有什么事能让你感到幸福？
俞敏洪：休闲的时间。如果有时间能带员工去爬山、滑雪我会非常开心，当然如果再有几个小时的独处时间会更好。其实休闲的幸福感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但在物质幸福感上我又是强者。
有时想让自己放松一下，离开新东方十几天，但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明明知道回来会很累，但还是想回来。幸福感就是当你饿的时候有个馒头，我的“馒头”就是新东方，因为我离不开它。
有钱不等于幸福，不过人一定要有钱，但如果因为钱而牺牲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爱好，那钱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见过许多女性衣柜里放满了名牌，但生活却极其不幸福，因为那些名牌是牺牲了时间和青春换来的。
大部分企业家应该和我一样，都想找一个不受人干扰的空间，不用痛苦、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忧的地方，其实幸福很简单，就是在你缺少一样东西时，不需要花太大努力就能得到，但我却需要花很大力气。从这一点来说，大部分人都比我幸福。
《中国经营报》：每个人体会幸福的方式都不同，现在让你来选择一件你最想干的事来感受幸福，你会选择做什么？
俞敏洪：一个人去吃一碗面条，因为我饿了。就吃饭来说幸福是相对的，跟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吃什么都觉得香，如果和讨厌的人一起吃鲍鱼都会觉得难受。
还有重要的一点，如果天天沉浸在美好的事物中，时间长了这些美好事物也许就是让你产生不幸福感的源头，所以享受幸福也要适可而止。
《中国经营报》：一年365天，有多少天你是觉得幸福的？
俞敏洪：不到十分之一。到我这个地步不是有钱、有房子、有社会地位是幸福，而是压力和责任，这些东西不是钱能买来的。但如果我说钱不重要的话，似乎有点儿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说实话，有一天我真的要失去金钱，我也会难过的。
《中国经营报》：如果给你重新一次发展事业的机会，你会怎么样？
俞敏洪：我肯定不会把新东方做成现在这个规模。但我还是要求自己必须要有钱，十年前新东方的规模是我心中最理想的样子，因为那时我不用每年都去做预算、收入、利润、明年上升空间。那个阶段是应该挣多少就挣多少，没钱挣就拉倒，所以我现在也在“刹车”。
《中国经营报》：既然你的性格如此，为什么当时选择扩张？
俞敏洪：一个是内心欲望的膨胀，第二是周边环境的压力，现在让我做的话，也许我也会选择开一家小超市，搞好周围邻里关系，请两个小伙计，他们帮我经营，我就出去旅游，而不想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