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某些民营企业家很有智慧地将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融会贯通。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与贵阳市市长孙国强“东西对话”的政治接触，反映出上规模的民企强有力的政治运作能力。南存辉说：“我们正泰集团是浙江温州的民营股份制企业，现在有6 000多名员工，总资产8亿元，在全国低压电器行业排老大。我认为，漠视西部开发和西部市场，就等于漠视企业未来。我们最近几天就将派出几个小组分头去陕西、甘肃等地考察。……我关心的是，我们这样的民企究竟能和贵阳市进行怎样的合作？”市长说：“我们有一个仪器仪表公司，曾是我国这一行业的三大巨头之一，还有一个光学仪器公司，曾是我国三大光学仪器生产基地，去年才扭亏。如果南先生与这两家国企合作，利用你的技术、产品、管理机制和市场等几大优势，加上我们的存量基础，我看是很有希望的。来贵阳前注意三件事：一是电力装备低压电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二是销售这类电力设备需要国家许可证；三是要考虑开发更好的技术和产品。只有这样，东西部的合作才会长期、牢固和更富有成效。”南存辉说：“谢谢孙市长的提醒。我们有许可证，也不缺乏迎接市场挑战的信心和能力，进军西部是正泰重要的发展战略，我想我们有足够的长远眼光。”（2000年3月9日《贵阳日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国企可依靠的政治资源已接近枯竭，即使是许可证、准入证齐全，它也难以东山再起，民企一旦获得这些制度性的稀缺资源就如同猛虎添翼、蛟龙入云，迅速地发展起来。国家吸收了一批民营企业家进入议政会议，1994年统计，民营企业家在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为5 401人，在县以上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为8 558人。八届全国人大委员中有8名民营企业家，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23名民营企业家。全国工商联被授权和定性为民间商会，第一届民间商会的执行委员140名全部是新型民营企业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纷纷推出提高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举措，如2000年4月，北京西城区一批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委员4人，区人大代表2人，区政协委员22人，市区特邀监察员4人。2002年，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全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民企研究”课题组，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全国民企抽样调查，获取了大量的数据。在这次抽样调查的2 717名民营企业主中，绝大部分人都参加了人大组织、政协组织和工商联组织。在民营企业主中有17.1%的人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有35.1%的人被安排为各级政协委员，有79%的人加入了工商联组织。有关机构随机抽样调查了山东省73位民营企业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组织成员的比例，分别是20.5%、39.7%和94.5%。
民营企业家分别进入东西部重要省份的省级政协领导层，这是十六大后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据新华社2003年2月25日报道：资产超过8亿的民营企业家、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在此之前，他的身份是浙江省工商联会长。与徐冠巨一样，同为民营企业家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也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虽然此二人均任副职，但毕竟是以民营企业家身份首次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其进步之幅度可谓不小。对于徐冠巨的当选，当地人认为是迟早的事情：浙江是民营经济的大本营，非公经济在浙江经济总量中已占3/4，民企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言人进入地方高级领导岗位完全可被预见。2003年，在北京新选出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仅民营企业家就分别有15名和47名，大大超过了上届。在上海、辽宁、河北、浙江、江苏等地同样看到了这种现象。从任何角度看，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非公经济人士都是新的社会阶层的代言人。而且，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非公经济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参政议政意愿。民营企业主阶层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民营企业主普遍关心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政治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关心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安全。在十六大之后，这种势态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民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期待的往往只是获得党和政府的某种政治安排，民营企业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本地有较大的影响力，并表现出对党和政府的热情支持和拥护等。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寻求反映其利益的渠道和保护利益的场所，因此，他们在现行的政治参与体制内的行为通常非常谨慎、务实，会主动地配合政府、充当政府助手的角色，不会提出任何不利于个人利益的主张。他们的提案多是具体事务层的问题，如拖欠债务、申领经营许可证麻烦等，不涉及民营企业主的组织性活动和集体性政治诉求。民营企业主们称这样做是“少找麻烦、多办实事”，而这恰恰就是政府希望民营企业主参与政治后所发挥的功能。有学者通过对天津市民营企业主的调查研究指出：现阶段民营企业主尚未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其政治参与的目的往往是为了一种名分，为了政治上的认可，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本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与政府之间并不存在尖锐的利益对抗或政治分野，因此愿意被现时的政治系统吸纳并获得各种政治参与的机会，而这正是政府加强其社会控制力的手段。在这样的模式下，民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参与的制度渠道不足、参与层次较低和参与有效性不够等问题。近几年，温州地区兴起了一大批由民营企业主自发组建的民间商会，这一新兴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使得民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表现出了新的态势。民间商会兴起以后，温州民营企业主阶层通过民间商会这一组织化的参与渠道，拉近了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距离，本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得到有效的表达，并在政策意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商会成为有效连接企业成员和政府的桥梁与纽带。温州民间商会的崛起标志着民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它在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还没有松动和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为民营企业主阶层开辟了一条以组织化、集团化的方式参与或影响政治决策的新渠道，以一种相对有序的方式将民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组织集中起来并将其意见传达给地方政府，从而促进了政府和社会某种程度上的制度化合作，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发展。第二篇汇流与大潮——经济改革开放的多维张力发展机遇的全面上升，焦点最终指向国人、国土和国制本身。正是地域的差距才产生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民（私）营经济如大潮由东向西、由各地中心城市向广阔的农村扩展。随着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断改善，这条重视经济利益的进出口大道将成为中国新的“丝绸之路”。中国民（私）营经济也在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不断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