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姓“社”还是姓“资”从孔夫子开始，国人就讲正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民（私）营经济的发展，引起马克思主义正统经济学家的不满，从而发起了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颇具权威性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文章引用了一些逃亡海外的人呼唤和赞扬中产阶级和民企的话，告诉读者：中产阶级、民企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这篇文章还对改革者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这是进入90年代后，较早提出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一篇文章。 这以后，有关刊物又发表了一系列类似内容的文章，一时间掀起“社会主义热”，如《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选择》《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在改革开放中把握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关于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几个问题》《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等。上述这些兴师问罪，顿时闹得人心惶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解释中，市场经济当然姓“资”，但姓“社”的计划经济却在众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尽管它在初期一度有效。199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皇甫平、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接着又连续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3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解放，而不要纠缠于“姓社还是姓资”不放。然而，这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一些刊物发表了更多的保守文章，如《改革开放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重提姓社与姓资》《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尤其是《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一文被视为传播左倾思想的代表作。 再度兴起|www.aihuau.com|81992年初，邓小平一家人悄然南下，不是乘飞机，而是坐专列。车轮前进到国土的中间线、水陆交通的大中枢、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停了下来，他召集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说出了自己的焦虑。然后直驱南方深圳，在那里接见广东省委领导人，发表了出其不意的讲话，“现在的发展速度太慢”，“不要在姓‘资’还是姓‘社’上争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坚持改革开放”，“改革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是非标准，深圳的新闻媒体首先发表消息及其全篇讲话。讲话和内部消息由密布的通讯网迅速传遍已经文明化的、工业和半工业化的中国。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直接讲到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不能变，从而扭转了1989年后非公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样，从开端顺利走到终点，需要一双手高度平衡。当时邓小平既要防“左”，又要防“右”。左手的标志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右手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当左派势力膨胀，就伸出右手击左；当右派势力膨胀，就伸出左手打右。这是充满玄机的发展哲理，这是伟人的高明智慧，他又被称为中国历史新一页的缔造师和改革的总设计师。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民企迅速发展，速度惊人。自1992年下半年起，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做出了进一步发展个体民（私）营经济的决定，相继推出具体政策和措施以扶持、鼓励民（私）营经济的发展，归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①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民（私）营经济发展条例、规定或意见，如四川省于1994年底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有关民（私）营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四川省民企条例》。②提出“放开政策”，如陕西省于1994年春提出了“四放一保”，就是对民（私）营经济要放开经营实体，放开经营范围，放开经营方式，放开管理方法，保护经营者权益。③开办民（私）营经济试验区，如洛阳投资5 000万元建立我国第一家私营高新工业园，此外还有上海青浦县的“富民民（私）营经济开发区”、嘉定区的“希望民（私）营经济城”以及武汉的“首家民营经济试验区”等。1992～1993年，民企从14万户激增到23.8万户，1994年涨至43.2万户。从增长比率上看，1993年为70%，1994年为81%。经济学家不敢相信此数字，其实这里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从1992年至1994年的3年高速增长中，平均纯增长率大约为30%～40%，剩余的30%左右为虚增长，即明确身份，摘掉“大帽子”和“小帽子”。浙江省富阳市，1993年民企为660家，1994年增至1 100家，增长率为66%。据了解，当地民企不少是挂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牌子，邓小平深圳讲话后，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政治环境渐好，政策环境有所改善，民营企业主打消了一些顾虑，要求正名，恢复民企的真正面目。这样的户数约占新注册登记的民企的30%左右。民（私）营经济披荆斩棘的发展含着血色的幽默。它是一种力量——崛起的力量、抗衡的力量，它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各种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和发展会产生干扰甚至严重波动。但是从宏观历史看，这个落后于西方一两个世纪的民族蕴蓄着强大的改革能量和迸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