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在理论界和普通人的概念中，个体户和民企有相当大的区别，民企就是资本家。那时姜维实际上是戴着个体工商户帽子的民企。这个含义在当时解释为，帽子戴得越小越好，不招风，而事做得越大越好。对民（私）营经济是否定还是肯定，领导层的意见分歧很大。人民要吃饭，国家要繁荣，但人们仍然困在旧有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中，一方面想要变革，一方面又不能忘记“祖训”和“祖制”。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大部分国人的困惑，就像古典名著《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头上所带的紧箍咒。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所谓士农工商的顺序，“商”自古以来为末流，再加上数十年极左政治文化的熏陶，在普通民众看来，这个群体是滋生资本主义的苗圃，是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奸商，是为社会所淘汰的、不入流的下作阶层。这种社会身份的烙印造成个体户普遍的“恐变”心理，并将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对立。尽管在初期国家即对政策的稳定性进行大力宣传，但个体户仍将信将疑。“留后路”、短期行为、隐匿收入等自保行为便是这种心态的突出表现。当时城里人普遍难以接受从事个体经营。待业人员总是习惯苦等组织的分配。据调查，一般待业青年选择的意向依次是：政府机关、国有大企业、大集体、小集体。至于个体买卖则是丢脸不光彩的行当。就业难，“出身不好”的人就业就更难，别无选择地只能在个体经营中得以生存。当时社会积重难返，国企管理体制僵化，生产效益低，加上流通领域障碍重重，物资极为短缺，商业网点分布严重不足，所有民生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吃饭难、住店难、做衣难、行路难等一系列难题成为全国所有大城市的“城市病”。万般无奈中，城市待业人员屈从从事个体经营的安排，“无心插柳柳成荫”，却没料进入的是未被开发的金矿。当时通过“给政策”来激活流通和通过发展个体经济、集体经济来解决就业难题。这一思路逐步演化为发展城市第三产业的基本政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从个体户政策开始的。个体户政策的成功客观上成为展开城市体制改革的最初的“催化剂”，城市改革的起步最先是无意识地把优惠政策给予了个体户，使其成为走向市场的第一批人。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后富”方针，而个体户正好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纵观个体户的发展史，几乎所有的个体户都是在流通领域“发迹”的。“倒买倒卖”几乎成为个体户最基本的经济、社会行为特征。在城市和乡村允许个体经营之后，由于当时正处于短缺经济时期，生产什么商品都卖得出去，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都能迎合社会需要，而长途贩运、贱买贵卖获利更为可观。这样，个体经营者逐渐从夫妻档、父子兵、兄弟摊扩大到雇请工人，并且雇佣人数日益增多。这样，就提出了允许发展的个体户可以雇佣多少工人的问题，一旦超过这个数量界限则属于当时尚未允许的民企。由此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开始了关于“雇工大户”的讨论。1981年国务院发布108号文件规定，“个体户可以再雇请1～2个帮手，有技术的可以带3～5个学徒”，允许个体工商户雇工7人，超出7个范围的“8人”，就定性为民企。这个意见，和历史上中央关于“划分阶级成分从而划分企业的主要标准是看有无雇佣关系”的指示，两者的指导精神是一致的。这个标准，正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九章中关于商品生产者向资本家转化的一段涉及雇工8人的论述相一致。 20世纪80年代初允许发展个体经营，是为了解决城市闲散人员就业的问题，但个体经营规模发展很快，没多久在全国城乡都出现了雇工人数超过7人乃至达到百余人、数百人的大户。雇工大户问题成为实践部门和理论部门讨论的热点，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争议，许多人竭力反对雇工大户的出现，甚至认为这是引发阶段斗争的新动向，主张用税收或其他办法给予打击。在这种背景下，1982年，由邓小平提出、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民企采取“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央又通过文件，提出了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问题“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在连最高层本身也不能预料民（私）营经济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命运的当时，这种态度是十分开明的，同时也基于极左时代天天要铲除“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教训，他们对不断冒出来的新事不愿再一脖子掐死。他们主张“看一看”，平息了表面的争论，实际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民（私）营经济趁此飞速迈出了弱小的历史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