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魏晋南北朝是第一个酒的酿造和饮用最广泛的时期，很多研究酒发展史的专家称魏晋时代为酒的黄金时代，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平民面百姓，无不与酒发生着密切关系。这个黄金时代，是如何形成的呢？ 由魏晋文人、青楼酒肆、《齐民要术》三者相联，构建了魏晋南北朝酒的有机发展环境。文人是当时酒的消费代表，他们嗜酒成风的引领，为酒提供了市场，青楼酒肆则代表了酒的销售机构，为酒的商业化提供了渠道，而《齐民要术》则是酿酒技术的总结，为酒生产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产、供、销三者的有机联动，形成了酒的优良生存空间。 魏晋风骨 有人说过，文坛浊酒，一半被李白喝进了诗里，另一半让魏晋文人就着寒食散干了。这句话，一方面反映了李白的豪饮，另一面也体现出了魏晋时期文人墨客整体上对于酒的一种热爱。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无不是对酒当歌，把酒言欢。 孔融作为建安七子之首，酷爱饮酒。曹操主政之时，为了保护粮食，禁止私人酿酒，孔融完全不理会曹操的禁令，在家私自酿酒，有着“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名声，并且还写了《论酒禁书》送于曹操，反驳其禁酒的政策。除此之外，魏代还产生了游宴诗这种特别的诗歌创作形式。游宴诗是建安七子邺下时期一道参与诗酒宴会活动的产物，王粲的《公宴诗》、陈琳的《宴会诗》、阮瑀的《公宴诗》、应玚的《公宴诗》、刘桢的《公燕诗》等一批作品都产生于诗酒宴上。阮瑀《公宴诗》中写到：“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表现了酒美妙，应玚《公宴诗》：“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新堂”，则写到了酒宴的盛景。 晋代著名的《兰亭集序》，也是描写当时诗酒宴会的场景，王羲之大醉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共计324字，凡是重复的字都各不相同，其中21个“之”字，各具风韵，皆无雷同。 魏晋是一个个性时代，有人将其与春秋作比，但魏晋与春秋最大的不同，在于酒对人的作用，酒让这个时代半醉半醒。国家不幸诗家幸，到了晋代，由于政府的黑暗，文人只得借醉酒来逃避，比如，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的女儿，阮籍不敢明着推脱，便不停喝酒，以至于大醉六十天，借醉推了这桩婚事。阮籍的生活中处处有酒，处处要酒。酒在他那儿，已经不再是消遣的玩意，更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可以说，竹林七贤对于酒的热爱相比建安七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喝得已有些癫狂。他们洒脱狂放，经常聚在一起肆意酣畅，酒是他们精神的寄托，是他们浪漫洒脱的情怀。传说，刘伶是七贤中最好酒的。其大作《酒德颂》，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惺忪醉意：“行无辙迹，居无宝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的适性放浪与叔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酒的依赖性虽然没有那么强，但仍是嗜酒之徒。他设酒宴也不用杯觞斟酌，而是用大盆盛酒，众人围成一圈，相向酣饮。一次，一群猪闻到酒香也来共饮，阮咸不但没将猪赶走，反而人猪共饮，其荒唐、放纵，可谓达到极点。 嵇康对儒家仁爱忠恕之道理想的信笃，被司马氏铢除异己的卑鄙黑暗现实所践踏，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并非真与山涛断交，而是借此向世人宣泻自己积年的愤懑，极度讽刺那虚伪的礼教，与此同时，也进一步表白自己：“至性达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足矣”。以酒慰平生，是嵇康誓不肯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追求个性、精神独立、寄托理想、消除苦愁的方式，内心的愤恨、痛苦，只有通过饮酒消释了。 纷扰时局下，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于是佛教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而且竹林七贤饮酒放荡之风还与当时的佛教相互影响，当时的僧人也饮酒，北魏灭佛运动与僧人的饮酒也有关系。 魏晋文人的酒隐隐约约带着苦涩，但不论主观情绪如何，在客观上，这批社会精英兴起了魏晋酒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达官显贵中酒鬼成群，魏晋文人或饮酒消愁，或以酒避世，也有的借酒放纵，民间饮风也毫不逊色，给酒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为酒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齐民要术 由于酒的需求量极大及酿酒技术的长足发展，酒类品种极为丰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成书于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农书。书中对当时制曲酿酒技术进行了经验总结，可谓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工艺学著作，这些技艺的发展和形成，正好是魏晋时期。书中记载了酃酒、鹤觞酒、河东颐白酒、九酝酒、秦州春酒、朗陵何公夏封清酒、桑落酒、夏鸡鸣酒、黍米酒、秫米酒、糯米酒、粱米酒、粟米酒、粟米炉酒、白醪、黍米法酒、秫米法酒、当粱法酒等许多当时有名气和常见的酒的制作方法。此外，还有酿造时间长、酒精含量高的祭米酎、黍米酎以及加入五茄皮、干姜、安石榴、胡椒、荜拨、鸡舌香等药物制成的功能各异的药酒。当时人通过生产实践及多次的工艺改进，对酿酒工艺已有深入了解，民间普遍掌握了包括酿酒时间、原料、糖化发酵剂、水质、发酵用的器具和温度控制等方面的一整套酿酒技术。 这一时期的名酒，首推以酃湖（今湖南衡阳市东）水酿制的酃酒。酃酒在三国吴时就已闻名遐迩，左思《吴都赋》在介绍江南名产时，就曾提及其“飞轻轩而酌绿酃，方双辔而赋羞”。西晋平吴后，在引吴主登殿庆贺的日子里，曾将此酒作为战利品献于太庙，因此西晋张载在《酃酒赋》中称其“播殊美于圣代，宣至味而大同”。东晋时期，酃酒一直作为祭祀用酒，到南北朝时，酃酒仍列为贡酒，足见其质量稳定，历久不衰。著名的绍兴老酒也形成于这一个时期。 《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神曲、笨曲、白醪曲、白堕曲四类共九种酒曲，其中五种神曲和白醪曲是以蒸小麦、炒小麦和生小麦按不同比例配制而成，两种笨曲是单用炒小麦制成，白堕曲则用生、熟粟按1：2的比例配制而成。这样酿造的酒，因原料与酒曲配制方法的不同，使其功效与用途也各不相同，有的专用于春夏季饮用，有的则适用于秋冬季饮用。《齐民要术》还记载了酒曲、谷物及酒熟后下水的比例。另外，书中对酿酒的工序如选米、淘米、蒸饭、摊凉、下曲、候熟、下水、容器、压液、封瓮等，也进行了详细说明。 除了《齐民要术》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四时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面酒法》、《杂酒食要方》、《酒并饮食方》等酒艺著作出现，酿酒工艺和技术不再以手口相传，而可以以文字的方式进行传播，使得酒的制造工艺传播得更为广泛，为酒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大力支持。 青楼酒肆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便下过禁酒令，到了魏晋时期，由于酿酒耗用粮食，所以灾荒之年各朝都曾有过禁酒，但效果并不佳，禁酒往往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下禁上不禁，而且类似于孔融这样私自酿酒的也不在少数，陶渊明在任彭泽县县令时，也曾自种粮食酿酒。 多数时候，政府实行的是以税酒为主、禁酒为辅的政策。一般情况下，都是开放酒禁，至于在灾荒年月颁布的禁酒令，那只是权宜之计，时间不长便成为一纸空文，作用不大，对于官僚贵族没有多大的约束力。 特别是到了东晋和南朝早中期，门阀士族势力强大，中央集权弱小。官僚贵族意欲通过酿酒牟利，因此酒类专卖政策受到官僚贵族的反对，因而官方政府不得不开放酒禁，以税酒取代榷酤。 于是酒成为了官民都可以谋利的东西，酒的酿造再也不是像孔融、陶渊明那亲自酿自饮了，酒的商业化发展便得到了极大的动力。会稽王司马道子曾“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他的“酒肆”，仿照的正是当时市场上私人沽卖酒业的情况。 当时除私人酿制外，还有很多产销合一的酒店、酒肆。曹魏时，官家酒楼又称“青楼”，曹植曾有“青楼临大道”的诗句。这种临道的青楼，便是由官府经营的市面酒楼，生意非常红火。可能是宋朝王安石变法，官方卖酒用妓女来促销，才使得青楼与妓院混为一谈吧（《都城纪胜》中说“官卖酒用妓作乐”）。
到了南北朝时期，酒楼发展更是迅速，南朝宋明帝刘或在“新亭楼”大宴将士，北齐刑邵在“清风观”、“明月楼”聚亲招友。北魏时的洛阳，酒的生产与营销集中在大市西侧，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当时洛阳的里坊划分非常整齐，一个里坊大约居住500~1,000户人家，由此可见当时专门从事酿酒业者的人数之多。 酒的商业化，为酒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如果说，魏晋风骨为酒提供了市场，《齐民要术》为酒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那么青楼酒肆的商业化发展则为酒提供了动力。 鉴古观今，今天我国白酒的发展也是遵循这一规律。改革开放后物质条件提高，为白酒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工业化为白酒提供了技术条件，使得白酒的产量可以快速增长；白酒市场化之后，白酒的利润给白酒的发展提供了不懈的动力。 但相比于魏晋时期，今天白酒的发展并没有像魏晋一样在酒与酒文化方面齐头并进。酒令和酒器在魏晋时期都有所发展，酒器不再是贵重的青铜器皿，出现了木质、漆质、陶质的酒器，酒令已发展成为一种群体游戏，形式多样，有口头文字类，大家猜字解谜，助长酒性，而这也是魏晋酒风兴起的一部分原因。 而今天，不论是在酒趣还是在酒器上，白酒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这是值得行业人士反思的。我们常说，酒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属性，那么今天白酒的精神在哪里呢？在当今的经济条件下，白酒只有发展酒趣，形成新的饮酒风尚，才能真正开启白酒的黄金时代。
